中新社重慶八月二十八日電 題：八年抗戰造就“重慶兵工”

　　作者鄒輝章瑩

　　“八年浴血抗戰，使重慶發展成當時國內的工業重鎮，兵工業是當之無愧的支柱。”提起重慶兵工，重慶市檔案館館長陸大鉞如是說。

　　“戰前，重慶幾無重工業可言。”陸大鉞稱，抗戰前重慶基本上是一座以商貿活動為主的商業性城市，抗戰爆發后，中國沿海大批工礦企業的內遷、復工和生產，使重慶的工業結構悄然改變，形成了以兵工、機械、鋼鐵、煤炭、造船、運輸、紡織、化工、電器等為主體，包括五金、皮革等行業在內的現代大工業構架。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時，中國國民政府實際掌握的兵器制造廠只有十四家，均歸口于軍政部兵工署。其區域分布大體為廣東三家，河南、武漢、重慶各兩家，山東、湖南、廣西、南京、上海各一家。

　　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0年底的兵工廠內遷，堪稱“中國近代工業史上最壯麗的遷徙詩篇”。陸大鉞這樣描述當時的場景，“成千上萬的輪船、駁船、木船匯集于川江，來回穿梭。”

　　陸大鉞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淪陷，日本人很快打進內陸，導致不少兵工廠一遷再遷。一九三八年，原遷于西安的濟南兵工廠、遷于漢陽的上海煉鋼廠調整后再次遷往重慶；而受長沙會戰的影響，直到一九四0年十月，原遷于湖南的漢陽兵工廠、漢陽火藥廠、鞏縣兵工廠才最終遷來重慶。”

　　經過內遷及內遷過程中的分離整合，至一九四0年底內遷浪潮結束時，中國由兵工署直轄的獨立兵工廠共有十六家，其中十一家駐扎重慶，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二。這十一家兵工企業屬于戰前原有的僅兩家，其余九家均為內遷而來。

　　內遷后隨著兵工事業的擴充與發展，原有技工供不應求，兵工署“選奉委座令飭，收容各工流散技工，經先后派員分赴陜、鞏、鄭、洛、各地登記考用”，一時掀起一場全國范圍內的技工挖角大戰。

　　為保兵工，中國國民政府在“投一地之兵工”之余，可謂“舉全國之財力”。一九三九年度國民政府的歲入支出，赤字二十點五七億元，其中兵工署經費占了該年度國庫總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三八。正是這種入不敷出的支出，為重慶兵工生產打下了堅實基礎。

　　種種優惠政策，使大批技術人才流向兵工業。當局對兵工政策的全面傾斜，使各兵工廠在極短時間內恢復了元氣。一九四0年，內遷重慶的兵工廠全部復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作為戰時兵工的供應基地，重慶兵工出色地完成了歷史任務。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國民政府正式還都南京，兵工署亦隨軍政部遷回南京。

　　提到重慶兵工的時代意義，陸大鉞說，“兵工內遷之壯舉，不僅對于支撐正面戰場的積極抗戰、爭取對日作戰的最后勝利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對于中國西部地區尤其是重慶的重工業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深遠影響”。

　　時隔六十余年，這場長達八年的血戰早已在歲月的喧囂中漸行漸遠，但重慶兵工鑄就的輝煌直到今天仍在延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