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重慶八月二十五日電 題：憶中國的“敦克爾克大撤退”

　　作者鄒輝郭晉嘉

　　一條長江、一座山城，在一九三八年，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戰場上演了一場中國的“敦克爾克”大撤退。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后，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憑借優勢的武器裝備迅速攻陷了中國大片土地。十一月，南京淪陷，國民政府宣布遷都重慶，并確定四川為戰時大后方。當時入川，惟一的通道只有長江。

　　蜀道雖難，山河有情。一條河流，在硝煙彌漫的年代，改變了一個民族的命運。

　　一九三八年春開始，大批人流、物流隨著國民政府西撤涌向四川，來到峽口之城——宜昌等待換乘小船入川。 　　

　　據當時報載，只有十點五萬人口的宜昌城已被滾滾而來的難民和源源不斷運來的戰時物資撐得爆滿，各種滯留人員最多時達三萬之眾。

　　當時能走峽江的只有民生輪船公司(由愛國實業家、中國航運界的先驅盧作孚先生創辦)的二十二艘輪船和兩艘外輪。而民生公司單艘船最大運載量只有六百噸。依當年運力計算，將所有人員、物資全部運至重慶需要整整一年的時間。但自十月中旬起，還有四十天左右長江上游即將開始漫長的枯水期，大型設備無法入川。

　　當此危難之際，民生公司毅然挑起了運輸重任。四十天左右的中水位，三萬以上的待運人員，九萬多噸待運器材，全中國的兵工業、航空工業、重工業、輕工業的命運，全攥在民生手里。

　　重擔千鈞，哪副肩膀可以承擔？

　　盧作孚先生的兒子盧國紀在回憶父親時說，父親親自趕到運輸一線，集中民生公司的船岸人員，制定出三段航行的運輸計劃：宜昌至三斗坪(今三峽大壩處)為第一段，三斗坪至萬縣(重慶市萬州區)為第二段，萬縣至重慶為第三段。每艘船以吃水深度、馬力大小為基本依據，用一部分船只先運貨物至三斗坪，當即返回，再由公司調船運至萬縣或直運重慶；對重要物資和大型貨物則由宜昌直接運至重慶，并在重慶滿載出川抗日的士兵順江而下。

　　同時，民生公司還臨時增加雇工三千多人，征用民間木船八百五十余只，運載輕型物資。

　　千帆競發。十月二十四日，江窄水急的峽江上二十多艘輪船，八百五十多只木船，開始不停地往來穿梭，運送人員和軍用物資。

　　除了匆忙，還有血淚。該年十一月起，敵機不間斷地對川江轟炸。民生船隊每天都有損失的消息傳來，舍生取義的悲壯故事幾乎天天都在發生，一百一十六名民生人血灑長江、六十一人受傷致殘，十六艘主力輪船永沉江底。

　　當時在重慶南岸玄壇廟躉船上當理貨員、現九十一歲的原民生老人李鐵仙至今感嘆：“這不是一川江水，是流不盡的英雄血啊！”

　　十二月，長江開始了漫長的枯水期，喧囂的宜昌城突然寧靜下來，堆積如山的設備物資和擁擠喧鬧的人群已全部撤運一空。戰時中國的工業命脈亦由此延續。

　　據戰后統計，整個抗戰期間，民生公司運送傷兵、難民等各類人員總計一百五十余萬，貨物一百余萬噸，包括近十萬噸軍事器材和槍炮物資，此外，三十萬川軍出夔門抗戰，幾乎全是由民生公司承運的。

　　著名民主人士晏陽初表示，宜昌大撤退依靠的是盧作孚先生和民生公司，“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在中外戰爭史上，這樣的撤退只此一例。”

　　無怪乎，梁漱溟評價說：“作孚先生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古之賢哲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