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緊急通知》，對煤炭行業官商勾結發出“最后通牒”：“凡已經投資入股煤礦(依法購買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國有企業負責人，自8月22日起1個月內撤出投資，逾期不撤出投資的，依照有關規定給予處罰。”

　　從礦難事故中官商勾結現象的不斷曝光，到國家安全監管官員對此的一再“痛斥”，再到國務院的向官商們下達“撤資”的“最后通牒”，無疑凸顯了國家“欲治礦難，必先治官”的堅定決心和鐵的手腕，值得我們寄予厚望。

　　不過，“撤資”只是根除官商勾結的第一步，后面還應有進一步的治理措施以及制度跟進。

　　所謂“官商”，并不只是“有官員身份的商”，而是“以公權力牟私利的商”，“權商”才是其實質。以最近的大興礦難為例，一個安全漏洞千瘡百孔、完全不具備起碼安全生產條件的礦井，何以不僅多年來“沒人監管、不敢監管”，而且還能在當地已發生重大事故的情況下“頂風”而上，那些“投資”的官員干部，除了資本，難道不更是權力濫用？他們所分享的，除了資本收益，難道不更是權力紅利？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撤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也更根本的恐怕還是“撤權”、“撤職”———不僅要“撤”，還要“治”———窮追猛治官商們的職權濫用，根除這種濫權所以發生的根源。

　　其實，禁止官員經商的“有關規定”從來就不少：早在1984年，國務院《關于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的決定》中就明確規定：“鄉以上黨政機關在職干部，一律不得以獨資或合股、兼職取酬、搭干股分紅等方式經商”，《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和《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也有同樣的禁令。黨紀國法俱在，為什么官商現象卻總是屢禁不絕，甚至在某些地方和領域———比如煤礦———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頻頻釀出驚天礦難呢？

　　因此，在欣慰“撤資”最后通牒之余，這樣的一系列問題不能不發人深省：為什么國家三令五申的法律法規，沒能得到徹底貫徹，總要不斷重復強調？在查處官商勾結行為和追究安全責任上，現有的懲處力度、層次是否存在偏軟偏低的問題，諸如“道歉檢討的多、撤職查辦的少”，“紀律處分的多，法律追究的少”等等。

　　(來源：法制日報，作者：張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