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將解決東北問題的希望寄托于國聯，結果不但調解失敗，反使日本侵略野心愈加膨脹。歷史證明，惟有獨立自主、自強不息才能真正維護民族利益，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

　　“九一八事變”始，積弱的民國政府將保護自身利益的希望寄托在當時的列強“調停”上，最終并未阻擋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腳步。中國抗戰的最后勝利，依然要靠中國人民獨立自主的犧牲與奮斗，這是民族利益的根基。

　　國際調停難保中國利益

　　這是一段令人扼腕興嘆的往事。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經過精心策劃，炸毀沈陽北郊柳條湖的一段鐵路，隨即又自導自演、賊喊捉賊地出兵攻打北大營中國駐軍，并同時攻打沈陽城及東北鐵路沿線各重鎮，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駐東北的中國軍隊依據國民政府最高當局的“絕對不抵抗”旨意，拱手讓出了北大營和沈陽城，隨后又從東北各城鎮撤退。只10數日，日軍幾乎兵不血刃地輕取了東北遼、吉兩省數十座重鎮、控制了東北十余條鐵路線。

　　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對日奉行“絕對不抵抗”政策的基本思路，一是認為中國國力、軍力不如日本，“抵抗必亡”；二是寄希望于“國際公理”，靜候國際解決，也就是期待“國聯”及操縱“國聯”的美英法等出面調解、“主持公道”、幫助中國“勸退”侵占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國民政府外交部訓令正在日內瓦“國聯”總部開會的中國代表施肇基和王家楨依據國聯憲章第十一條，于9月21日向“國聯”理事會“控告”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破壞國聯憲章，要求“國聯”出面“主持公道”，阻止日本侵略。“國聯”隨后在9、10月間召開了幾次會議，作出了幾項決議，包括要求日本撤軍等。12月10日，“國聯”又作出了派一個調查團赴實地調查，調解中日沖突的決議。

　　1932年1月，“國聯”組成了以英國駐“國聯”代表李頓勛爵為團長的調查團，成員包括英美法德意五大國代表。調查團3月14日到上海，4月20日到東北，在中國各地旅行、“調查”約半年時間，于當年9月4日擬成《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并于10月1日在日內瓦正式發表。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共272頁，約75萬字，其內容一方面承認“東北為中國的一部分”，否認日本進攻北大營和侵占東北的合法性，要求日本從“九一八事變”后的新占領區撤軍；另一方面又承認日本在東北有“特殊利益”，宣稱中日沖突不僅是軍事沖突，也是政治、經濟沖突，甚至把中國抵制日貨也列為沖突的原因。這等于是在中日間各打五十大板。《報告書》并認為“恢復‘九一八事變’前的原狀”不能解決中日間的沖突，提出了解決“九一八事變”和中日沖突的“十大原則”，包括在維護中國對東北主權的原則下，允許東北地方“高度自治”，同時承認日本在東北的“既得利益”等。1933年2月24日，“國聯”以42票贊成、1票反對(日本)、一票棄權的壓倒多數票通過了《國聯特別大會關于中日爭議報告書》。

　　對“國聯”調解，日本并不接受，認為“國聯”裁決的實質是讓日本從其占據的東北撤軍，要狼吐出已到口的獵物當然不可能。

　　在“國聯”調解期間，日本不斷擴大侵略，幾個月間侵占東北全境，于1932年3月1日一手操縱建立了偽“滿洲國”，并調兵進攻上海，以轉移國際社會對關東軍侵占東北的壓力。《國聯特別大會關于中日爭議報告書》通過后，日本極其不滿，于1933年2月27日宣布退出“國聯”。自此以后，日本進一步擺脫國際制約，放手侵華，相繼侵占熱河、策動“華北自治”，直至1937年7月7日發動“盧溝橋事變”，挑起全面侵華戰爭。

　　寄望于人終于落空

　　“九一八事變”時，中國只能依據中國是“弱國”的現實，選擇“弱國”的外交路線。國民政府選擇“不抵抗”及把爭端提交“國聯”是這種“弱國”外交路線的具體表現。

　　這一外交路線的決策依據一是奠基于中國國力、軍力不及日本的嚴酷現實，并認為如中國抵抗必然招來日本更大的壓力，使對抗不斷升級，以致中國在重壓下“舉國崩盤”；二是“國聯”及美英法等大國與日本有矛盾，不會對日本侵占東北坐視不管。更長遠的考慮則是盡量推遲中日全面攤牌的時間，積蓄國力，并等待國際時局變化及日本與其他列強的矛盾激化。

　　然而，即使按“弱國外交”的標準衡量，當時的國民政府的外交路線也不是最佳選擇。首先，國民政府決策時只考慮了中國國力、軍力不及日本的因素，卻沒有考慮日本國內軍部與內閣之間、軍部內部陸、海軍之間在侵華問題上存在矛盾，而中國完全可以利用這種矛盾做文章，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事實上，當時日本關東軍駐沈陽部隊僅一個聯隊、約2000余人，而駐北大營的中國駐軍王以哲第七旅有萬余人，裝備精良，不遜于日軍。此外，東北全境，中國軍隊有30萬人，而關東軍僅萬余人，中方如能奮起抵抗，關東軍很難得手。這說明當時如中國軍隊奮起抵抗，可能是最佳的“弱國”外交路線。政治上可能有助于日本國內的“穩健派”抑制急于大規模武力侵華的“少壯派”，而不抵抗路線卻使日本“少壯派”得勢更囂張。

　　“九一八事變”后國民政府對日外交的另一個失誤是高估了“國聯”的功能和作用。殊不知，當時的“國聯”只是列強“共管”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分贓”組織。列強對“國聯”的態度是有用則用之，不能用則棄之。在此情況下，不可能指望“國聯”出面為中國主持公理。同時，“國聯”也不是一個有真實“權力”的機構，無力制裁侵略者。當日本不接受“國聯”裁決，并宣布退出“國聯”時，“國聯”除了“望日興嘆”外，不可能對抗拒“國聯”裁決的日本采取任何強制措施。

　　獨立自主是外交的靈魂

　　1931年11月30日，也就是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兩個多月后，蔣介石在任命顧維鈞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訓詞”中寫道：“外交為無形之戰爭，其成敗勝負之價值，則超于任何一切戰爭之上，而世人不知之也。……而外交之折沖尊俎，其致力之遠，收效之大，有遠勝于軍事十百千倍者，亦在乎任之專而信之篤”。這段話大言大義，有兩層意思不得不點透，一是說外交形同戰爭，是“文打”，其成敗勝負較之“武打”更緊要；二是說軍事行動講進退虛實，外交更要知進退、知虛實。

　　從這段文字看，蔣介石對外交“謀略”的認識不可謂不精通。但從國民政府對“九一八事變”處置的失誤看，外交光有謀略還不夠，更要有靈魂，這個靈魂就是獨立自主，就是不把外交的自主權、主動權拱手讓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外交自主才是最大的“謀略”。

　　國民政府處置“九一八事變”最大的失誤就是其外交缺乏靈魂、缺乏自主性，把中國的命運寄托于靠不住的“國聯”和“國際時局變化”。

　　在21世紀，中國在加速發展，國際環境和世界潮流也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已不是“九一八事變”時的中國，世界也不是“九一八事變”時的世界。全球化和區域化在雙雙推進，各國的安全、發展利益愈來愈具有同一性、普遍性。今天的聯合國，不論是其普遍性、公正性、國際認同度及國際權威，都已非當年的“國聯”可比。然而，國家利益的特殊性、國家沖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堅持外交的自主性，不依附于任何其他國家或集團，充分保障本國利益，依然是任何一國對外政策的靈魂。

　　(來源：《瞭望》周刊；作者林利民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