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會永遠記住這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在這一天，抗日戰爭以中國人民的勝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失敗而告結束。

　　歲月的腳步匆匆走過60年。黃河邊上的硝煙已隨風飄散，歷史仿佛已經遠去。但是，從盧溝橋頭卷起的那場戰爭留下的教訓卻是刻骨銘心。對于中華民族來說，那是永遠的國殤，永遠的奮爭，也是永遠的追思。

　　“歷史是一面映照現實的明鏡，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書。”正如一位青年評論家所指出的：“將那段歷史僅僅理解為災難與憤怒，而不從中尋找其內在邏輯，理解其復雜性，則同樣辜負了那些身經災難的一代人的付出。”

　　那段歷史留給我們的不僅是悲痛欲絕的哀傷、洗刷不盡的血淚、永志追思的英烈和偉岸壯闊的史詩，更是追求和平的渴望、永不再戰的期盼、強國富民的決心和睦鄰友邦的祝愿。

　　啟示之一：落后就要挨打 血色黃昏：偶然背后的必然

　　68年前，一個中國人民刻骨銘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槍炮聲震驚了盧溝橋。日軍以士兵失蹤為借口，要強行進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絕后即槍炮相加，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不屈的中華民族也開始了長達8年的全民抗戰。

　　“七七事變”僅僅是近代日本侵華野心的總爆發。在此之前，日本已經對中國這塊富饒的土地覬覦已久。早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時就制定了以鯨吞中國為核心的所謂“大陸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發動了14次侵略戰爭，其中多次是對華戰爭。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戰爭，迫使戰敗的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臺灣與澎湖列島；10年后又在我國東北土地上發動日俄戰爭，強迫滿清政府承認日本在東北的勢力范圍。“進入大陸”的迷夢、畸形膨脹的野心，使得這個受中國傳統文化恩惠最重的國家成為近代以來禍害中國最深的國家。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時任日本首相的田中義一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拋出了對華侵略總戰略：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趾高氣揚的日本，已掩飾不住要徹底奴役中國的野心。

　　上世紀30年代初，嚴重的經濟危機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變”，占領我國東北地區，挑起侵華序幕，隨后將槍口瞄向內蒙古、華北，步步進逼；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變”；1933年，侵占熱河省。

　　回顧近代中日關系史，國防大學徐焰教授認為，中國抗擊日本侵略的具體戰斗在某一地點發生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同日本進行一場決定民族命運的生死大戰卻是必然的！

　　中日兩國之間為什么會開戰？這背后的根源在哪里？一個島國為什么能一步步地侵吞國土面積數十倍于它的大國？歷史學家的評論一針見血：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是其軍國主義擴張野心不斷膨脹的結果。

　　戰爭是兩國實力的對抗

　　戰爭是精神的較量，更是物質的對抗。“七七事變”之后，中華民族奮起抗戰。然而，虛弱的國力，有國無防的現實，沒有做好開戰準備的民心士氣，讓西方的觀察家們在驚訝于中國人頑強戰斗意志的同時，也預言中國人在這場實力懸殊的廝殺中前景黯淡。

　　讓我們來看一看開戰之時，中日兩國的國力和軍事力量的對比。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前，日本工業產值為60億美元，中國為16億美元。日本年產鋼580萬噸，年產彈藥可達50萬噸，舊中國沒有重工業基礎，年產鋼不過4萬噸，年產彈藥幾千噸，武器主要靠進口。

　　就軍隊裝備而言，日本海軍噸位為190萬噸，是中國的20倍～30倍。日本作戰飛機有2700架，而中國僅有305架。擁有近百萬之眾的中國陸軍只是數量上的優勢。日本1個師的武力裝備，在戰爭之初相當于中國1個師武力裝備的3倍；而在戰爭的中后期，已經相當于中國的8倍～9倍。

　　武裝到牙齒的日本軍隊讓歐美列強也不敢輕視，而中國只有一個虛弱的中央政府和數十個各自為政的地方政府，經濟結構、組織形態和技術水平都還停留在“前現代”的狀態。誰都知道，一個軟弱乏力的國度與一支如狼似虎的現代化軍隊開戰意味著什么。

　　在淞滬戰場長達3個月的鏖戰中，中國方面共投入70多萬兵力，傷亡20余萬人。史料記載，當時的正面戰場整營整連陣亡不是罕見之事，每日經由兵站送往后方的傷員常在萬人以上。從西部內地行軍趕到東南、華北前線的川軍官兵們沒有見過坦克車，一些戰士所擁有的武器還是大刀、長矛。他們上戰場就像是羊入虎口，甚至還沒見到敵人就戰死疆場。據統計，僅僅是中央軍校1929年至1933年畢業的25000名年輕軍官中，就有10000名犧牲在全面戰爭爆發的前4個月，陣亡的比例高達40%。

　　回顧這段以人力和火力相拼的歷史，我們除了對血肉拼搏的感動，更有對實力不濟的無奈。在強大的物質力量面前，精神力量固然可貴，但總呈現出一種蒼白無力的悲壯。周總理曾對那場戰爭感慨：我們反對帝國主義的實力政策，對付帝國主義卻不能不講實力。只有在國家總體實力包括軍事實力方面能追趕上世界水平，中華民族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日本的侵略對中華民族的傷害可謂創巨痛深。侵略戰爭使中國的現代化至少延誤了50年時間。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積累的近代化和現代化的財富喪失殆盡。

　　一項不完全統計表明，從“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按1937年的比值計算，日本侵略給中國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多億美元，掠奪鋼鐵3350萬噸，煤5.86億噸，糧食5.4億噸，木材1億立方米。要知道，1000億美元，相當于國民黨政府277年的財政收入、26年的工業總產值，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歷次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索要賠款總數額的數十倍。

　　落后就要挨打，自尊必先自強，發展需要安定。這，就是那段屈辱與悲壯同行的歷史留給我們的最為深刻的啟示。

　　啟示之二：凝聚民族精神 民族存亡關頭，我們萬眾一心

　　抗日戰爭，被我們記住的不僅僅是傷痛、悲慘、哀怨，更有抗爭、勝利、尊嚴。我們經歷了落后挨打的恥辱，我們更證明了眾志成城的民族力量。

　　“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從1840年開始到抗日戰爭勝利的105年間，中國為何飽受列強欺凌，喪權辱國，除了政治腐敗、經濟和軍事落后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軍閥割據、內部分裂，中國一盤散沙。正如毛澤東在抗戰之初所指出：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中華民族的災難深重到了極點，中華民族的浴血反抗也沸騰到了頂點。然而，蔣介石卻在東北奉行不抵抗主義，在全國繼續貫徹“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西安事變”張學良兵諫蔣介石。民族大義面前，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國共產黨，在“盧溝橋事變”翌日通電全國，號召全民抗戰。危急存亡之秋，蔣介石最終發表講話，認可團結救國的必要。國共再次攜手合作，誓與日寇抗爭到底。

　　“盧溝橋事變”后，全國軍隊總動員。到1945年夏，正面戰場共進行24次大的會戰和數以萬計的較小規模的戰役、戰斗。淞滬會戰、太原會戰、徐州會戰、長沙會戰……一場場會戰，一次次粉碎了侵略者“速亡中國”的迷夢。國民黨廣大愛國官兵在漫長的戰線和持久的作戰中，頑強抵抗，他們以血肉之軀和敵人作拼死搏斗，傷亡320萬人，表現出中華兒女為抗擊外敵侵略而英勇不屈、視死如歸的民族精神。

　　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迅速挺進敵后，構成對侵華日軍兩面夾擊的戰略布局。平型關大捷，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黃土嶺一戰,讓日軍哀嘆“名將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上”；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雁翎隊、鐵道游擊隊、敵后武工隊，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武裝，如同一把把鋼刀，插進了敵人的心臟。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在日本侵略者的面前，中華民族凝結成了一股繩，海內外華人一條心，在民族存亡的最后關頭，爆發出了民族的最強音。因為，所有的中國人都懂得“一根筷子易折斷，十根筷子變成鋼”的道理。一旦中華民族攥緊拳頭，就無堅而不摧，無往而不勝。

　　自我犧牲精神浩然長存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是抗戰時期后方人民的一個響亮口號。各地民眾自發組織義勇軍等武裝隊伍，投入對敵斗爭；青年學生們請愿示威，投筆從戎；社會上層人士呼吁團結對敵；新聞和文化界人士為抗日奔走呼號；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港澳臺同胞，與祖國大陸息息相通，患難與共。抗日戰爭喚起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抗戰中訪問過重慶的尼赫魯對中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自傳里寫道：“我想不出有任何不幸的命運能夠摧毀這個有古老歷史而現在又很年輕的民族的精神。”

　　偉大的抗戰，中華民族作出了空前的民族犧牲。從1931年至1945年，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共犧牲3500余萬軍民，占當時中國總人口的8%。面對裝備處于優勢的敵人的進攻，中國軍隊不斷出現整師整團殉城的情況。在湖南常德保衛戰中，一支8000人的中國軍隊，只有83人生還。而聞名中外的臺兒莊戰役，中國軍民犧牲近10萬人。多少熱血青年，多少中華才俊，多少優秀兒女，都倒在了日本軍隊的槍炮之下。他們有父母，有妻兒，有理想，也有追求，但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他們挺身而出，義無反顧。

　　抗日聯軍司令楊靖宇，狼牙山五壯士，二小放牛郎，是千百萬抗日軍民不畏犧牲、血戰到底的縮影。除了這些為后人傳誦的英雄，更多為國捐軀的是普通士兵。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有留下遺骸，甚至沒有留下名字。在華夏大地上，他們已化作青山，化作河流，化作風雨過后的每一道彩虹。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經歷了百年屈辱后，中華民族第一次以勝利者的姿態站了起來，終于贏得了她的地位、自信和尊嚴。中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我國的民族民主革命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民族精神浴火重生

　　有一位西方哲人說過，戰爭是一個民族自我淘汰的過程。沒有一個民族喜歡戰爭，但每個民族遭遇戰爭的時候，都會把它作為對自我的考驗和挑戰。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有的民族無法應對殘酷的戰爭，在異族入侵的壓力下滅亡了；有的民族則在戰爭的血與火中洗掉自身的污垢，像鳳凰涅槃一樣獲得了重生。

　　抗日戰爭，是近代史上中國人民反對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也是中華民族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點。毛澤東指出，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歷史雄辯地證明：民族精神的覺醒和凝聚，不僅是抗戰的勝利之源，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之源。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寫到：“中國軍隊對貴國遭受野蠻侵略所進行的英勇抵抗，已經贏得美國和一切熱愛自由民族的最高贊譽。”這種榮譽是經歷了血與火的考驗之后才得到的，這種榮譽是數以百萬計的抗日將士用生命換來的。

　　如同浴火重生的鳳凰，中華民族洗去了一百年的屈辱，掙脫了一百年的鎖鏈，贏得了抗日戰爭輝煌的勝利，也贏得了世界人民由衷的尊敬。

　　啟示之三：和平發展是必由之路 戰爭是人類共同的災難

　　反思戰爭，是為了避免戰爭。當我們回顧過去，不能不深刻思考和平的重大意義。只有和平才有發展，只有和平才有進步。中國人民遭受侵略、戰禍之苦，深知和平來之不易。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和平的民族，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一個穩定的社會主義中國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不得不接受可恥的失敗。歷史再次證明，將國內矛盾轉嫁給他國的侵略戰爭注定要失敗。任何民族企圖把自己的繁榮長久地建立在對其他民族的侵略擴張之上，其結果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國際關系上，日本只有告別過去，才能擁有未來。

　　然而，戰后60年來，日本政府，特別是右翼勢力反省意識太弱、反思成果太小。當周邊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努力以最大的善意來對待日本的時候，日本右翼勢力卻不斷制造事端傷害那些被侵略國人民的感情。在日本，極右翼分子一直在為軍國主義者招魂，在教科書中篡改侵略歷史，日本的一些領導人不斷參拜供奉著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

　　“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今天，我們必須對日本軍國主義可能復活的危險保持足夠的警惕。”中國日本史學會會長湯重南指出，軍國主義是日本當年發動侵略戰爭的思想根源，由于戰后沒有得到徹底清算，日本右翼勢力一直在試圖為軍國主義翻案，近年來軍國主義在日本死灰復燃的跡象更加明顯。

　　一個不對罪惡懺悔和反省的民族，是難以獲得世界的信任和親近的。日本要想在世界舞臺上成為一個政治大國、獲得更大的發言權，就應當先讓自己成為一個有責任感和尊嚴感的國家。只有正視歷史，尊重歷史才能取得鄰國的信任。

　　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中國人民自古以來愛好和平。中國對戰敗的日本更多地給予了同情、理解和寬容。作為戰勝國，中國并沒有羞辱、傷害日本，而是把日本人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與日本的軍國主義政府區別對待，認為他們也是受害者。

　　中國國民政府在遣返日本戰俘、移民的問題上，都給予了極大的方便。對于被關押的戰俘，中國政府也給予了寬大處理。新中國成立后，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和太原戰犯管理所羈押的1000多名日本戰犯，到1964年4月9日全部獲得提前釋放回國。為了中日之間的和平友好關系，中國放棄了戰爭賠款。

　　日中友好協會會長宇都宮德馬，每當有機會都會表達下面這段話：假使中國要日本拿出500億美元的賠款，按當時日本的經濟能力來說，也需要50年才能付清，那肯定會阻礙日本經濟的成長發展，結果也不會有今天的日本，這一點是不應該忘記的。

　　落后就要挨打，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慘痛的民族歷史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戰后，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發展的強國之路，特別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牢牢抓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放松，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不僅增強我國的實力、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也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了貢獻，對維護地區和平安全發揮了重要作用。

　　歷史證明并將繼續證明，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有能力把侵略者趕出自己的國土，有能力結束一切形式的壓迫和奴役，也一定有能力通過努力實現和平與發展。

　　和平發展是中國的必由之路

　　在和平的形勢下一個大國的發展是可能的，并且這也是最為健康的發展。戰后德國的重新崛起就是有力的證據。

　　二戰的勝利向世人昭示：世界人民有足夠的智慧和耐心通過對話消除誤解，通過合作謀求共贏，通過和平推動發展。只有那些仍牢牢抓住冷戰思維、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放的國家才是制造世界沖突和動蕩的根源。

　　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遭受國內經濟衰退困擾的日本開始對中國的和平發展越來越心存戒備。加上日本國內右翼勢力抬頭、軍國主義陰魂不散，日本與某些西方國家一起大肆鼓吹“中國威脅論”。居于日本政壇主導的新保守主義勢力，在對中國的問題上，一再傷害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諸如侵占中國釣魚島、政府官員堅持參拜供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反對歐盟解除對華軍售禁令、對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妄加評論等等。

　　與此同時，日本卻在不斷擴張自己的軍事實力，所扮演的角色已經從戰后作為美軍后勤基地發展為前方支援，從專守防御變為向海外派兵，從國土自衛變為干預周邊事態，甚至提出實行先發制人戰略。這不能不引起亞洲鄰國的警覺。

　　其實，“中國威脅論”根本站不住腳。作為深受帝國主義和霸權政治危害的國家，中國一貫反對用戰爭手段解決問題，而主張在相互尊重對方的前提下，通過協商對話來解決分歧、化解矛盾。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各國之間文化和經濟等方面的競爭將難以避免。但是，這種競爭應當是和平、友好、互相促進的競爭。

　　60年后的今天，我們站在新的歷史潮頭回顧抗戰，就是要更好地珍惜和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就是要從那段悲壯的歷史中汲取偉大的精神力量，轉化為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實際行動，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強國富民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來源：半月談，作者：樊永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