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被日本占領的漫長的14年中，中國東北3000萬普通人中的絕大多數，每天能做的只能是；努力在看不到明天的環境中繼續活下去。當歷史寫滿了英雄和帝王的故事時，他們的生活和感受，被慘烈的侵略事件和艱苦的戰爭遮蔽了，忽略了，甚至淡忘了。

　　★作者/丁塵馨

　　2005年7月7日，盧溝橋畔，“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序廳懸掛了18年的8口警世大鐘，增加到了14口。

　　館長王新華并沒有向絡繹前來的媒體提醒這個變化的細節，只是強調，“這14口鐘代表著中國從1931年“9·18”日本開始侵占我國東北，到1945年抗戰勝利，這14年戰斗的歷程”。

　　這是在抗戰勝利60年后，官方第一次將一直宣傳的“8年抗戰”正式更改為“14年抗戰歷史”。

　　1931年9月18日晚，中國東北奉天(現沈陽)城上空的炮聲，把這個3倍于日本領土面積土地上的人們推入長達14年的噩夢之中。有史料具體記載了日本如何霸占銀行、工廠、礦山等一切機構，如何壟斷東北經濟、掠奪資源、屠殺百姓、強奸婦女；歷史還記錄了在極端艱難困苦中的抗日英雄的英勇事跡。然而，作為3000萬東北人的絕大多數，他們能做的只是，努力在這看不到明天的環境中繼續活下去。

　　李國興，1920年出生，沈陽人。現為遼寧省農業展覽館離休干部。85歲的他仍然清晰地記得“9·18事變”當晚從自家屋頂上穿過的炮聲。淪陷14年間，日本人完全控制了東北所有的學校和機構，他也從小學到中學直至升入大學，完成了自己所有的學業，從少不更事到長大成人。

　　炮彈從我家屋頂穿過

　　1931年9月18日晚上10點多鐘，炮響了。我們家住在沈陽大北關草倉胡同，日本鬼子的炮彈正好從我們家房頂上穿過去打到北大營。聽到打炮聲，我媽沖我爸喊：“國興他爸起來，下大雨了，趕緊備柴火！”舊社會，老百姓做飯都燒秸稈(高粱稈)。備柴火，就是把秸稈拿到屋里，別讓雨給澆了。

　　我爸起來，出門一看，“凈瞎說，哪有什么雨。”炮聲零零星星。“我知道了，這是打火操”。說完爸就回屋睡了。打火操，就是現在說的軍事演習。

　　1931年9月18日，對于沈陽乃至整個中國，是一個分水嶺。當巨大的國難降臨時，古老的沈陽還在沉睡之中。

　　22點20分，日軍在柳條湖蓄意制造爆炸，開始了對沈陽籌劃已久的進攻。因中國軍隊受命于“不抵抗命令”，北大營很快陷落，至19日上午7時許，沈陽城完全被日軍占領。

　　那個時候老百姓都沒有隔夜糧，第二天都去糧站買糧。19日糧站沒開門，大家去砸，木板的門一下就給砸開了，大伙沖進去搶糧。我看到有人把褲繩解下來，把兩邊褲腿一系，米直接從褲腰倒下去，兩條褲腿就成了米袋子。

　　不一會兒，看見卡車從我住的街道開過，車上站著4排16個背著槍的日本兵。

　　看到日本兵來了，搶米的人們提著褲子就跑。有的實在拿不了的，也只好丟了米撒腿跑。

　　日本兵對著人群“噠噠噠”一通掃射，人死的死，逃的逃，都散開了。

　　那天回家以后被我媽狠狠揍了一頓，說，“你再去看熱鬧我打死你，那是鬧著玩的么？槍子兒給你竄上你就完了！”

　　那時日本鬼子老殺人。他們拿著槍和老百姓逗樂，逗著逗著，突然“乒”一槍就把對方打死了。

　　挨打成為學校教育的一部分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曾下令停辦并關閉所有的各類學校，直到1932年偽滿洲國政權建立后，日本改變了統治策略，想用“文治”籠絡人心，于是開始對中小學進行整頓、恢復和發展。尤其到了1936年，“文教部”規定從小學一年級起，開始教授日語，并增加每周教學時數；同時一再減少中文課的教學時數。

　　此時，整個偽滿洲國從中央到地方，由日本人控制的各級教育行政機構已建立起來。第二年5月，日當局先后在《學制要綱》和《學制起草之要點》中提出“皇道教育”的方針：“遵照建國精神及訪日宣詔之趣旨，以咸使體會日滿一德一心不可分之關系及民族協和之精神……養成忠良之國民為教育方針。”

　　1936年，李國興就讀奉天省立第一高等學校(相當于現在的中學)。我們中學的校長是日本人，叫矢野青。還有一些日本的教官。

　　當時學校離我家很遠，我騎車上學，車老壞，我總遲到。記得有一回，被日本教官一頓好打。他說，“你遲到了，你又說你的車放炮，你的車怎么老是放炮，你盡撒謊。”我說我半路上肚子壞了，又撒尿又拉稀。可這個“尿”字日語我不會說，我只好用中文說是“尿”，他一下煽我兩個嘴巴子，我說，“不會說”，跟著我就哭了。他說“你怎么哭了”，揍我揍得更厲害。我當時感覺耳朵都被打聾了。

　　在學校挨日本人打是常事。看到日本教官過來，你要給他敬禮，如果看他在系鞋帶，手也不能放下來，要等他把鞋帶系完。有一次等教官系完鞋帶起身發現我手舉偏了，沒有放在帽檐上，又被他打。

　　我這一生最難忘的一件事，就是為紀念日本建國2600年那年(1940年)，那時每天下午2點國民黨的飛行大隊到沈陽轟炸，每天要我們去挖戰壕，挖完后日本人把衛生球點著放進戰壕，點著的衛生球冒出白煙，什么都看不見，飛機就沒法炸了。

　　我人小沒勁兒，一人要求一天挖10里，我2里都沒挖到。第一天我報告沒完成、第二天又沒完成，我們班的班長是中國人，把我叫到2號樓訓斥道，“紀念日本建國，這么重要的事，你都敢違反不做。你這是對滿洲國建國精神沒有認識！”他是用日語說的，接著“噼啪、噼啪”給我一通嘴巴子，打得滿嘴都是血。

　　和日本學生在一所大學

　　偽滿時“國務院”總務廳決策要員田村敏雄在其1940年出版的《滿洲建國在文化史上的意義》一書中毫不諱言地說，“新滿洲國的文化真髓，實際上是日本的文化。換句話說，是大陸版的日本文化建設。”

　　直到1943年，整個東北的大學不過二十幾所。在大學中均以日語授課，國民道德課是以講解《詔書》、《敕語》為主。

　　據日本有關方面統計，1943年，東北各大學在校生共有6000余人，教員1000余人，其中日本學生、教員占50%以上。

　　剛入學的時候稀里糊涂的，什么都沒想。只知道如果我不聽我爺爺的話，就沒人供我念書，爺爺說，“你不念書，去做二流子呀？”不念書我這一輩子就完了。

　　在大學里，我感到最別扭的是，學校把日語叫“國語”，學中文成了“漢語”。還規定：在走廊可以說中國話，但在教室里就不能說了，只能說日語。有的中國學生覺得憋氣，就把門打開，把頭伸出門框，用中文喊“老張，你給我捎一個煎餅啊”，然后頭縮回來說日本話了 要是還說中文，教官就會揍你。

　　我們當時學過兩本書，一本是蘇聯的作家寫的《叫喊的森林》，另一本是中國的《聊齋》，不過兩本書都是日文版的，由日本人教。

　　只有大學是中日學生混招的，中學沒有。但大學里中國學生和日本學生還是分班上課，日本學生讀土木建筑的多，中國的學生都是讀農業、林業、獸醫這些科目。宿舍也不在一起。他們的生活條件比我們好。那個時候學校里中國學生就是比日本學生低人一等。

　　每次吃飯的時候，要先念校訓，再說，“要感謝天照大神”(“天照大神”，日本人奉為大和民族最原始的天神)。

　　食堂里是四張大桌子，日本人占2張，中國人2張。中國學生吃高粱米，日本學生吃的是大米。中國學生問教官，我們為什么不能吃大米飯？他們回答，日本人從小吃大米，習慣了，吃高粱米對胃不好；中國人從小吃高粱米，也習慣了，吃大米飯也對胃不好。

　　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學校要求學生必須上“勤勞奉仕”的課，當時我們去了六七個班，共有200多人。(不止在東北，在日本本國,大學生也要修3～6個月的“勤勞奉仕”課。他們動員青年學生修路、修工事等，以彌補兵力不足)

　　我是用電鋸伐木。伐了3天，我覺得不行了，感覺要吐血，當時有一個姓嚴的同學和我關系最好，他說我們不能這樣死了，咱得活著，這大學不念了，“勤勞奉仕”也不奉了，我說“行”。之后我們就到河邊煮水喝，后來我們的日本教官外號叫“大驢”的，集合點名時沒有找到我們，在會上就說，“這兩個小子，對滿洲國精神沒有認識，回去一定要開除”。

　　我回到學校把事情跟農學部主任說了，他最恨這個“大驢”，說，“在農學部他說了算我說了算？你回去讀你的書”。結果，我沒有被開除，但期末“大驢”的課給我不及格。

　　在學校還有一種課，叫“白刃仗”，那課挨打得最厲害。“白刃仗”，是日本的一種軍事訓練課，是學生拿著木頭槍或棒對打，對刺。我長得瘦小跑得也慢，結果一下接一下被日本教官從頭上打下去，起了老高的包，七八天都好不了。

　　日本人戰敗的時候，我們聽電臺播報，一聽到中文說“中華民國34年，某某廣播電臺開始廣播”就掉了淚 多少年了 不是作為中國人。

　　那時大家決定宰豬慶賀。日本學生一看到我們這么一群人拿著刀走在路上，喊道，“不好了，中國人要殺日本人了！”我們隊長就對跑著的日本學生說，“你們都回來，俺們不像小日本鬼子這么小氣。俺們去宰豬，明天給你們改善生活。你們小鬼子記住中國人對你們的好處，不要以德報怨。”日本學生回來以后，坐在那就哭了。

　　日本投降的時候，我在日記中寫，“終生今天為最愉快”。

　　那時我有一個日本同學叫矢春靜，我總上他們家去串門，他姐姐給我們做飯，大家一起聊天。1945年日本人戰敗要遣返回國，有一次我在他們家聊完天，臨走時，他姐姐當著父親的面兒說“我要和李先生說幾句話”，接著她對我說她想嫁給我。我說，你不能嫁給我，我有太太，還有兩個孩子。

　　她說，“我就喜歡孩子。我嫁給你以后，我伺候兩個孩子，給你太太做飯，讓你安心在外面賺錢。我圖個生活就行”。

　　“那也不行”。我對她說。(當年有10萬遣返的日本僑民，日本剛剛戰敗，國內的生活景況比他們在東北要困難很多，很多日本人都不愿回國)

　　后來，她還是被遣返回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