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有一本書叫《遠方的鼓聲》，是他自1986年10月開始旅歐3年期間的游記性隨筆集或隨筆性游記。

　　“一天早上睜眼醒來，驀然側(cè)耳傾聽，遠處傳來鼓聲。鼓聲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從很遠很遠的時間傳來，微乎其微。聽著聽著，我無論如何都要踏上漫長的旅途”──作者聽得的微乎其微的“遠方的鼓聲”，最終物化成了這部可觸可觀的《遠方的鼓聲》。

　　興之所至，剛剛譯完我就迫不及待地捧起了余秋雨先生的《行者無疆》和《千年一嘆》。同是旅歐游記(《千年一嘆》包括中東)，同是擁有龐大讀者群且依然走紅的東方當(dāng)代作家，兩人筆下的歐洲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結(jié)果發(fā)現(xiàn)，找出二者的相同之處比找出其不同之處不知困難多少倍。這是因為，第一，秋雨先生是帶著歷史去的。每到一處，首先憑吊歷史遺跡，抒懷古之情，發(fā)興亡之嘆，探文明之源，觀滄桑之變。而村上君對各類遺址和出土文物基本不屑一顧，他感興趣的更是眼前異國男女活生生的音容笑貌和日常性行為模式及其透露的個體生命信息。第二，秋雨先生是帶著中國去的，“身在曹營心在漢”，無論看什么，總忘不了將異邦和故國比較一番，有濃得化不開的家國意識或士子情懷。而村上君基本上把日本瀟灑地掄去一邊，“情愿在異質(zhì)文化的包圍下、在孤立的生活中最大限度挖掘自己的腳下。”第三──這其實是先決原因──兩人身份不同、任務(wù)不同。秋雨先生兩次都是受香港鳳凰衛(wèi)視之邀，考察“人類歷史上所有產(chǎn)生過整體影響的文明遺跡”。而村上純屬個人行為，不掛靠任何公司任何組織，自己掏腰包帶著老婆想去哪就去哪，既非走馬觀花的游客又不是安營扎寨的居民，“勉強說來，我們是常駐游客”。

　　例如，同是第一次到羅馬，秋雨先生當(dāng)即詩興大發(fā)，由衷感慨“偉大”一詞非羅馬莫屬：“只有一個詞……留給那座惟一的城市。這個詞叫偉大，這座城市叫羅馬”(《行者無疆》)。村上則懊惱地斷言：“羅馬是個吸納了無數(shù)死的城市，所有時代的所有形式的死盡皆充斥于此。從愷撒的死到劍客的死，從英雄的死到殉教者的死，羅馬史連篇累牘盡是關(guān)于死的描述。元老院議員若被宣布榮譽死亡，首先在自己家里大設(shè)宴席，同友人一起大吃大喝，之后慢慢切開血管，一邊暢談?wù)軐W(xué)一邊悠然死去”(《凌晨三時五十分的昏死》)。當(dāng)秋雨先生神色凝重地面對元老院廢墟反復(fù)解讀羅馬如何偉大的時間里，村上君百無聊賴地坐在公園草坪上看修女、看警察、看美少女、看熱氣球、看狗，還看人接吻：“離我坐的位置不遠的地方，一對年輕男女緊緊抱在一起接吻，吻得非常之久非常之認真。半看不看地看人接吻的時間里，覺得自己本身也接起吻來”(《蜂飛了》)。旅居羅馬兩年多時間里，印象最強烈的是羅馬無所不在的小偷扒手之流。村上的太太也被搶走了挎包(包里有護照、機票、信用卡和旅行支票)：“一個開摩托車的年輕男子從后面趕來，一把抓住她的挎包帶。她本能地握緊不放，大約持續(xù)了30秒。盡管周圍有幾十人之多，但都往別處看，佯裝未見，不愿意介入，作出渾然不覺的樣子。互相搶奪了一會，最后挎包帶斷了，男子拿包離去。眾人這才如夢初醒地來到她身邊，七嘴八舌地安慰道‘真不得了啊’、‘啊，請在這兒坐一下’、‘我給警察打電話去’、‘那不是意大利人，是南斯拉夫人’。這種時候的意大利人又可謂親切之至──嘴皮子上的親切，倒也容易。”此時此刻村上到底懷念起祖國日本──東京斷不至于有如此表演。

　　再說一下希臘，當(dāng)秋雨先生面對愛琴海立有很多潔白石柱的懸崖峭壁沉思埃斯庫羅斯、蘇格拉底、柏拉圖以至孔子、老子、釋迦牟尼的時候(《千年一嘆》)，村上君則對著海灘游泳女郎“那朝著初秋太陽挺起的乳峰”認真總結(jié)“愛琴海規(guī)則”──“具體說來，來到愛琴海后，(A)女孩子心想反正是愛琴海這么做理所當(dāng)然，遂以習(xí)以為常的手勢暴露乳房；(B)男人也做出視而不見的神情，就好像說畢竟是愛琴海那么做也無所謂。當(dāng)然，偶爾也會用眼角斜瞥一眼，但即使那時候他們也顯得從容不迫，彷佛在說這東西見得多了。此乃基本規(guī)則，從容至關(guān)重要”(《海島的淡季》)。

　　如此說來，秋雨先生一定活得愁眉苦臉而村上君一定活得一身輕松了？卻也未必。“2500年前，希臘哲人在大海邊思考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印度哲人在恒河邊思考人與神的關(guān)系，而中國哲人則在黃河邊思考人與人的關(guān)系”(《千年一嘆》)。在人際關(guān)系波譎云詭錯綜復(fù)雜這點上，同為東方人的秋雨先生和村上君似乎頗有共同語言和共同感受，這點雙方在書中都按捺不住。旅歐期間村上君寫了《挪威的森林》，書很快出版。“說起來匪夷所思，小說賣出10萬冊時，我感到自己似乎為許多人喜愛、喜歡和支持；而當(dāng)《挪威的森林》賣到一百幾十萬冊時，我因此覺得自己變得異常孤獨，并且為許多人憎恨和討厭。”他最后概括道：“羅馬充滿羅馬才有的麻煩事，東京充滿東京才有的麻煩事。……無論我們置身何處，都只能和麻煩事相伴而行，同麻煩事一起生存”(《1988年，空白年》)。不同的是，秋雨先生歸結(jié)于“中華文明的雜質(zhì)”，村上則概括為自身的“經(jīng)驗教訓(xùn)”。

　　以上所言，純屬興之所至，并不是想就兩人的游記作品進行系統(tǒng)性比較。何況二者在時間上至少相差10年──盡管歐洲10年間變化不會很大──且兩人旅途所花時間也長短有別。但不管怎樣，對比性翻看幾頁確是一件頗有興味的事。

　　村上君在他的書中最后這樣寫道：“至今我仍時地常聽見遠方的鼓聲。安靜的午后側(cè)耳傾聽，會在耳底感覺出它的回響。”

　　或許可以說，每個人都有惟獨自己聽得見的遠方的鼓聲。一如小時在鄉(xiāng)下每次聽得山那邊傳來的演戲或扭秧歌的鼓聲心里就砰砰直跳急著出門，人生途中的每一階段都會有鼓聲在遠方呼喚自己整裝待發(fā)。聲音再弱我們也會聽見，即便不是在“安靜的午后”。

　　來源：日本《中文導(dǎo)報》作者：林少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