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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來，高考制度上遲遲不見任何改革。究其原因，在于剛性的高考制度，雖然損害了國家未來的公共利益，卻能保障底層精英可以通過個人的努力向上流動——它已是一頭讓人哭笑不得、又無可奈何的怪物

　　最近，香港大學在內(nèi)地招生時拒絕多名高考狀元的新聞，在輿論界引起很大轟動。250個招生指標，竟容不下11位天之驕子，港大的理由很明確：這些狀元，屬于“高分低能”，面試成績不及格。港大對申請人的考量，要全面考慮其英語的應(yīng)用能力、學習潛質(zhì)、是否適應(yīng)香港生活，以及對香港是否有貢獻，若是只求讀書來港，完全不打算參加課外活動的“書呆子”，則不會錄取。

　　港大并非標新立異，這不過是國際一流大學錄用新生的普遍原則而已。大學培養(yǎng)的不是只會考試的應(yīng)試機器，而是有創(chuàng)造和適應(yīng)能力、素質(zhì)全面、熱心公益的各界精英。這樣的培養(yǎng)目標，內(nèi)地大學雖然原則上也同意，素質(zhì)教育也嚷嚷了多少年，但從來是雷聲大、雨點小，在高考制度上遲遲不見任何改革。這究竟是什么原因？

　　在我看來，其中一個重要的背景性因素，乃在于當今中國的高考，如同傳統(tǒng)中國的科舉，不僅是選拔人才，而且是社會流動最核心的制度性管道之一。

　　中國近20年來的高速發(fā)展，帶來了社會的巨大失衡。社會的不平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社會流動的匱乏。只要底層精英還有向上流動的指望，還有某個比較公平的制度作為出人頭地的保證，這個社會就可維持。高考制度作為當代新科舉，就承擔了這一社會緩沖閥的功能。年輕學子們可以出身貧寒，但只要你是一個讀書的種子，就有希望跳上龍門。

　　高考制度是目前中國僅有的幾個基本剔除了人為因素的剛性制度，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當然地區(qū)差異依然很大)，考生的所有素質(zhì)都被化約為應(yīng)試教育中那些可量化、可比較的直觀數(shù)字。盡管社會各界都明白“唯分取人”未必合理，但一般老百姓不這么想，他們要的是公正，要的是與上流社會同樣的權(quán)利，這些年圍繞著高考的爭論，社會輿論關(guān)心的焦點不是考試和招生方式是否合理，而是是否真正實現(xiàn)了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如何將權(quán)力、金錢和地區(qū)差異的因素排除出去。

　　就形式化和非人格化而言，如今的高考比當年的科舉還厲害，科舉是否錄取，還取決于考官的個人口味，但如今的高考卻將考生和考官的人格和個性因素降到最低，完全成為一場機器式的功能性博弈。如今的中國社會，人們聽到了太多的教育腐敗的負面例子，大家對人空前地不信任，大家可以相信哈佛，相信港大，卻不敢相信北大、清華。人們只相信制度，特別是像高考這樣的剛性制度，即所謂的程序合理性。而這正是高考改革的瓶頸所在。

　　現(xiàn)在中國的高考，已是一個荒謬的制度。不僅是選拔方式上的荒謬，而且是人才本身的荒謬。在應(yīng)試教育的指引下，中國的孩子從幼兒園開始，就被熏陶為一架考試機器。可以缺乏個性，可以性格幽閉，可以知識狹窄，可以口是心非，可以沒有公益精神，可以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也，但只要學會一樣本領(lǐng)：應(yīng)試，便一好百好，一俊遮百丑。有什么樣的考試，便有什么樣的人才，有什么樣的人才，便有什么樣的國家。中國之未來，不能不令人擔憂。

　　不過，這似乎又是一個迫不得已的荒謬制度。剛性的高考制度，雖然損害了國家未來的公共利益，卻能保障底層精英的個人利益，保證他們在形式公平的規(guī)則下，可以通過個人的努力向上流動。高考，成為蕓蕓眾生們在不甚理想的社會中，實現(xiàn)個人夢想、希望和幸福的康莊大道。它是荒謬的，又是合理的；它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它是地獄，又是天堂，它是一頭讓人哭笑不得、又無可奈何的怪物。

　　我們贊成社會公正，贊成給所有考生平等競爭的機會，但是，非要采取這樣“唯分取人”的傳統(tǒng)方式嗎？為什么香港大學能做到的，北大、清華就不可以去做？凡人當然是不可靠的，人性中都有幽暗的一面，但只要有合理的程序設(shè)計，有行政和輿論的嚴格監(jiān)督，像香港大學那樣的綜合衡量考生的錄取方式，就有可能在中國大學里面，首先是北大和清華開始試行，然后逐步在全國推廣。

　　只有改變了高考、中考乃至各類考試的“唯分取人”，所謂的高考狀元，才會變得平淡無奇，所謂的應(yīng)試教育，才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學生們才會重新學會在作文里面講真話，積極地表現(xiàn)自己的個性，爭先恐后地參加社會公益活動。

　　那才是當年梁啟超所呼喚的“新民”，21世紀所真正需要的知識精英。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許紀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