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2005年5月下旬，正在日本訪問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突然中斷訪問行程，取消原定與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的會面，提前回國。這個出乎意料的決定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也激起了人們對于外交事務的興趣。

　　吳儀提前結束訪日行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個有著深刻文化背景和復雜政治因素的歷史問題的延伸。從政治層面來講，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外交事件，這一事態不僅對日本政府與中日雙邊關系帶來了強烈的沖擊，也使得中國與日本之間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矛盾更深一層。

　　從另一個方面看，吳儀副總理以國內緊急公務為由取消與小泉的會面，并非個人行為，而是中國高層領導人的集體決策。這一舉動可以視作中國外交在新世紀的國際社會和世界舞臺上，日益走向個性突出、棱角分明的生動展現和標志性事件。

　　不得已而為之

　　此前，有長達四年的時間，中日雙方的最高領導人沒有見過面，加之中國國內因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引發的反日浪潮，中日關系跌入1972年以來的最低點。為了促進和改善兩國關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萬隆會議期間與小泉舉行會晤，并提出五項建議。

　　在與小泉的會晤當中，胡錦濤明確要求日本要把反省歷史問題落實到行動上，要“言行一致”。但是，就在吳儀訪日期間，日本領導人卻一再違背承諾，在歷史問題上發表中方所不能接受的言論。

　　5月8日，自民黨國會議員中川秀直在電視節目中說，小泉在謹慎考慮過時機之后，今年將再度參拜靖國神社。他認為，即使小泉不再參拜靖國神社，日中關系也不會發生重大變化。5月16日，小泉本人證實了這位黨內資深同仁的話，他在接受國會質詢時暗示，將不理會中國和韓國的譴責和抗議，在今年合適的時候再次參拜靖國神社。小泉還引用孔子的話“惡其事，不惡其人”為自己辯護。

　　在吳儀副總理5月17日抵達日本開始訪日之旅之后，小泉5月20日再次表示，他是以其個人信仰參拜靖國神社的。

　　除了靖國神社問題，日本政府在其它問題上也小動作不斷。如把18個日本人的戶籍落在釣魚島的事件等，都為吳儀的這次訪問投下了陰影。

　　《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文章指出，小泉純一郎剛剛結束與胡錦濤主席的會晤，在會晤中，胡錦濤提出了關于中日關系發展的五項建議，其中就包括希望日本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不要再做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小泉當時滿口答應，但在吳儀訪日期間，小泉卻表示仍將出于個人信仰以私人身份參拜靖國神社，這是言而無信的表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則說，日本領導人的言行使得雙方的會面“缺乏合適的氣氛”。

　　臨時取消原定的會談，從外交慣例上看，這樣的行為的確罕見。“這不能說中國政府對日本的政策變得強硬了，只是中國政府對日本近期的言行忍無可忍了。”有學者對此評論說，“這不是最好的選擇，但中國是不得已而為之。”

　　核心利益決不放棄

　　吳儀與小泉的會談原定于5月23日下午舉行，雖然臨時更改了行程，但當天上午，她仍會見了日本眾院議長河野洋平。吳儀就中日關系指出，有必要將先前在雅加達舉行的中日領導人會談共識付諸實施，將兩國關系帶入良好的狀態。

　　中國方面充分表明了改善雙邊關系的誠意，但中方不可能降低歷史問題在中日關系中的戰略地位，所以對于小泉可能會以私人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中方無法接受。小泉自2001年當選以來，每年都前往靖國神社參拜。

　　中日關系中除了歷史問題，關鍵還在于臺灣問題。從今年日美之間的2+2會談之后，臺灣問題一直是中日關系之間一個敏感的話題。此外，圍繞著日本美化侵略戰爭的教科書事件以及東海能源開發等問題，中日之間都存在著根本性的分歧。

　　中日目前要馬上取得政治關系的好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國成為經濟大國、日本成為政治大國都是必然的發展趨勢。兩國人民要適當地調整自己的心理狀態和相互評判的價值標準。”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王屏在今年2月發表文章提出了這樣的看法。

　　成為一個“正常國家”是日本一直以來追求的戰略發展目標，日本自認為目前是一個“不正常國家”，這種“不正常”主要表現在政治與安全保障領域。為了走向“正常”，日本卻采取了否定歷史的態度，而不是主動取得戰爭受害國的諒解從而在國際上發揮積極作用。而這種傾向和作為已經構成了對中國根本利益的威脅，是中國所無法容忍的。在這種背景下，就容易理解吳儀“拂袖而去”所昭示的意義了。

　　一個淺顯的道理是，外交工作必須首先服務于國家利益的需要和選擇。事實上，外交本身與外交所采取的方式永遠只是一種手段，外交的最終目標只能是國家利益。但類似的外交手段在此前并不常見，在國際范圍內也是罕有先例的。為什么中國外交的個性越來越鮮明？原因在于中國的國家利益越來越重大，而中國對于全世界的政治道義和責任擔當也越來越重要，要求日本擁有正確的歷史認知自然是題中之意。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堅決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目的，不是阻撓日本在聯合國框架內的積極作為，而是要求日本更好地發揮其大國作用和大國影響；不是阻撓日本的“正常化”，而是防止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與歷史貽害。實際上，各亞洲鄰國近年來不斷在歷史問題上對日本發出的諸多警示與提醒，都是基于相似的目的。

　　外交的奧秘

　　吳儀與小泉原定的會面取消，這是一個突發性、偶然性較強的事件，不屬于外交慣例，故而更引人矚目。

　　國際交往的規則有“明示”和“默示”之分，即有些是明文規定的，有些是不成文的潛規則。突然取消已經約定好的會晤屬于后一種，在國際交往史上并不罕見，但中方使用這種手段的時候并不多。1961年10月，蘇共召開22大期間，赫魯曉夫在會議上發動了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新批判，當時率中共代表團參會的周恩來曾提前退場以示抗議。

　　根據成文的外交規則，如果兩國發生外交糾紛，一般情況下首先采取的措施是交涉，比如外交部發言人在新聞會上批評、召見大使進行抗議等等；第二個層面是外交制裁，如驅逐外交官或降低外交規格：由大使級變成公使級，公使級變成代辦級；最嚴重的是召回大使直至斷交。斷交是爭執雙方的最后選擇。

　　一般來說，“外交交涉”是常規動作，而在交涉中諸外交語言的使用則有相對固定的“習慣表述”。外交語言體現了一國對外政策，是捍衛一國利益的工具，含蓄、婉轉、“話說半句”或使用多種“托辭”常是外交語言的特點。

　　同樣是贊同，可以用“注意到”、“理解”、“不提出異議”、“同情”等不同分寸的語言表達；同樣是關注，可以用“關注”、“嚴重關注”，“感到不安”、“深感遺憾”、“譴責”等多種詞匯。向對方提出警告也有不同分寸，“正在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是最常用的，而加上“保留予以評論的權力”甚至“將采取響應的措施”則是警告升級的表現，最嚴重的警告要就是要求對方在一定時間內滿足要求的“最后通牒”。

　　事實上，外交語言所包含的內容，有些只能意會不能言傳。例如：某國政府說對某事“表示關切”或“表示嚴重關切”，意味著該政府將采取強硬的步驟；說對某事“不能無動于衷”或“不能置之不理”，是向對方暗示如果事態繼續惡化，該政府將予以干預；說“將不得不仔細地重新考慮本國的立場”，就包含著友好關系即將變為敵對狀態的警告：中國政府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使用諸如“中國人民不能置之不理”、“不會袖手旁觀”，和“中國人民是說話算數的”等措辭警告；說會談是“有益的”，弦外之音是會談并未取得具體成果；說某外交官“進行不符外交身份的活動”，則是指控對方搞間諜活動。

　　多邊外交所使用的語言則更注意含蓄和婉轉。聯合國文件使用的語言多采用中性名詞，如不說“敵人”而說“對手”。在國際會議上聽別國代表滔滔不絕的發言時，不要被前面一大串客套話所迷惑，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但是”所引出的真意上。例如，“本代表團對這個建議有著最大的同情，但是愿意指出……”，“我對某國杰出的代表懷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認為……”等等，其實這些都是“拒絕”、“否定”、“不同意”的委婉表述。

　　外交表態，經常要刻意“籠統”，有些外交語言似乎是“廢話”，但于外交官本人，則是經驗豐富的標志。古代威尼斯使節的訓令說：“使節應該用對任何事都不承擔責任的一般性詞句來表達一切。”對外交官來說，善于說“廢話”也是一種本事，外交語言有時候就是“偉大的廢話”。

　　(文／呂義國馬昌博摘自《時代人物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