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21日電 最新一期的《瞭望》刊載文章對中國的外貿戰略進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大出大進、粗放的外貿發展模式之弊在中國有目共睹。

　　文章稱，目前中國外貿已躋身世界三甲，成為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如何由大到強，如何破解外貿粗放增長困局，步入良性和科學發展軌道，是在新的發展平臺上必須認真思考的。

　　文章指出，由于中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分工中處于相對低端，較低的附加值、較短的產業鏈一方面對國內產業拉動十分有限，加劇了貿易摩擦的發生頻率；另一方面又因大量廉價輸出中國亟需的能源資源，降低了中國的經濟安全系數，增加了對外政經依存度；同時，還將因低工資引發的打工群體大量社會及保障問題留在國內。

　　文章援引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分析指出，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作為加工制造的中心，承接著國際產業的轉移，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優勢，吸引著相當一部分國際加工制造環節的投資，而如此大量的產業轉移必然會帶來大量的進口和出口。但同時，由于國際國內市場迅速擴大，簡單粗放的產業擴張模式在中國再次顯現，表現在外貿領域則為大出大進、粗放增長，由此帶來外貿依存度較高、引發貿易摩擦、國民受益較低等諸多問題。

　　首先，粗放增長模式造成進出口產品結構單一、市場較為集中，這使得美歐日等主要貿易伙伴的國內經濟增長常常對中國進出口產生直接影響，并成為引發貿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晉平指出，具體來說，中國的加工貿易所需來料大多來自于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國，而出口則主要集中于歐美市場。日本、韓國、東盟、臺灣等周邊國家和地區，是中國逆差的長期來源，而隨著投資帶動下的貿易轉移，這些國家或地區將大量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大陸，同時也將其對歐美市場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中國大陸。表現為中國對周邊國家或地區的貿易逆差在加劇，而對于歐美等國的順差在擴大，并因之造成人民幣升值壓力和市場開放壓力，以及對美歐等國大型產品如波音、空客飛機進口的壓力，同時加劇貿易摩擦。

　　其次，粗放模式致使外貿增長更多地表現為數量型增長，使得中國的出口產品在全球產業分工中仍處于低端，對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國民福利的貢獻相對有限。

　　文章分析稱，問題的背后，是這種大進大出的外貿模式之弊。由于加工貿易國內采購率低，加工鏈條短，往往只承擔產品增值鏈條中附加價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致使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處于低位。分析原因，張燕生認為有二：

　　一是“候鳥經濟”所致，即大部分高端產品出自擁有自主產權的跨國公司，而非中國企業。這些跨國企業在封閉技術品牌的基礎上，借用中國的勞動力和土地優勢建立出口基地。所以盡管從出口統計上來看，出口的產業都是高端的，其實技術、品牌、甚至企業的所有權都不是中國的。張燕生認為，目前中國的產業結構、技術結構還需提升，若比較優勢能夠處于分工的高端，才真正會被國際市場所認可，并不易被替代。

　　二是，在中國加工組裝的高端產品中，我們仍處于低端的、低附加值的、低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工序。比如，對某一高端產品進行包裝，或組裝其中的某一個部件，盡管被列入了高端產品的類別中，但是仍是最低端的生產工序，也不能說明進入了高端分工。

　　第三，大進大出的粗放模式，還導致因國際產業轉移造成溢出效益減少，資源、能源的消耗高速增長。張燕生表示，本來缺能源還大量出口耗能產品，本來缺少資源還大量出口資源性的產品，本來環境的壓力很大，但還要轉移重污染的產業。這其中還是存在一些過去計劃經濟的痕跡，如，地方政府的業績觀、對出口的指標約束等。有的地方為了引資采取了更多的鼓勵型措施，有些甚至與中央統一政策相背離，造成了土地資源的浪費、稅收的流失，帶來了環境問題。這與中國整體的發展戰略是不對應的。

　　最后，這種粗放增長模式還造成中國對外部資源、能源依賴程度日漸加深。

　　文章分析指出，隨著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周期，中國對外部資源的依賴程度也在逐步提高。比如，石油、鐵礦石、氧化鋁等重要的資源、能源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所必須的新的要素供給。趙晉平分析說，盡管中國在世界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比較低，但在增量中中國所占的比重是比較高的，甚至超過了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在增量中所占的比重。而對短期波動影響最大的，正是在增量中所占的比重。從動態的角度來看，中國對外部資源的依賴程度在逐步提高，這是中國經濟在未來發展時期中回避不了的現實。(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