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年年有，今年“怪事”多。編者特選擇高考“怪現狀”三則，以饗讀者。

　　道歉的悲哀(作者：五岳散人)

　　6月25日全國高考成績公布后，山西榆社縣委召開緊急會議，當晚榆社縣電視臺就播出公告:“因今年高考成績大面積滑坡，榆社縣委常委會誠懇地向全縣人民致歉，同時決定對榆社中學領導班子實行全員停職待崗……縣委常委一致同意道歉”。這年頭，礦難死人都很少能聽見道歉，為了教育質量能夠道歉并采取措施，實在很令人感動。但在感動之余，也不免想想這感動的基礎是什么。

　　科舉考試雖然廢除了近百年，但上大學跟當年的中秀才還是沒什么本質上的區別——都是要在讀書上“討個出身”。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當地縣委的“道歉”，多少會為其“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所感動:教育要是抓好了，更多的學生能躍過龍門，當然是好事；而高考成績大面積滑坡，必然導致許多學生失去了“光明的前途”，作為一方的父母官，為這個而承擔責任還算是很注重治下百姓之幸福的。

　　不過，這種感動的原因也是悲哀的原因。道理很簡單，成績大滑坡導致升學學生減少，于是一些關心百姓未來幸福生活的官員就道歉，只能證明我們這里的出路實在不多。要是出路足夠多的話，考不上大學還有其他方式改變人生，這世界上有無數的職業并不需要大學的知識，可惜這些職業并不被視為“光明的前途”。

　　另外一個悲哀的原因，是那些學校領導的下場。按照這個公告的說法，該中學的領導班子已經實行全員停職待崗了。任何具有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學生考學這事其實比種蘿卜更不好控制。種蘿卜只要有個好種子，再加上風調雨順就可能豐收，實在不行還有塑料大棚可以派個用場。學生考試不好的責任全歸在學校領導頭上，他們恐怕就比竇娥還冤。種蘿卜都還有個豐年歉年，學生一次考試就把學校領導都弄成下崗，確實也是過分了些。

　　單是校長下崗也沒有什么好悲哀的，畢竟校長不當了還可以當老師。這事的悲哀在于開創了一個先例，即只要學生考試不好，閣下就別想當官了。以后成為校長的人，只能把升學率當作唯一的目標。而我們都知道，雖然提倡了多年的素質教育，我們這里其實還是一種應試教育。這樣的懲罰方式，除了造就出一批又一批以成績為最終目標的學生和老師外，沒有任何其他作用。

　　現在，我們就可以討論一下這個“道歉”的意義所在了。這個道歉的深層原因，是我們這里給予農村孩子或者小城鎮孩子的出路實在有限；而這個道歉以及處理方式所帶來的后果，是更加重視應試教育，把所謂素質教育拋到了一邊。說句老實話，這樣的一個道歉是否值得感動，真讓人懷疑。

　　這倒讓我想起曾經學過的《范進中舉》。范進中舉后一時興奮過度，呈現了我們現在說的“精神過度亢奮”的癥狀。他老丈人給了他一巴掌，他就清醒了。然后他老丈人去道歉，并且把自己手痛這個現象歸咎于打了“文曲星”。這故事雖然談的是中舉，但精神內涵還是跟這次道歉有相通的地方:都是把升學或者中舉當作了人生目標，至于是不是有真本事倒在其次了。我個人最不明白的就是這個，就算通過這個道歉能產生出更多的小范進，又能如何？

　　港大的拒絕，最有力的批判(作者：小七)

　　總有一些迷宮般的公司，可以把所有的管理大師搞得灰頭土臉。同樣，總有一些話題，比如中國的教育制度，可以把所有的評論者變成摸象的盲人。

　　近年來，中國的高校改革，新制度層出不窮，但正如馬基雅維利所說，弊端固然易察，但改正卻絕非易事。前幾天，北京大學取消了博士生導師終身制，對博士生制度進行改革。許紀霖教授在本報撰文呼吁，淡化博導唯有一個辦法，就是與國際全面接軌:改變已經陳舊過時的四級職稱制，實行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三級職稱制。

　　三級職稱制的確有它的好處，實行起來，也的確可以改進中國高校現存的某些弊端，但怕就怕到后來也會滋生出種種新的怪現狀，而這些怪現狀，卻是外國的三級職稱制所沒有見到過的。于是，中國的許教授就很可能連同外國的三級職稱制，一起破產。而我們的大學，卻仍像迷宮般巋然屹立。

　　那些無法治理的迷宮般的機構，往往具有一種魔力:好人進來以后，會迅速墮落成壞人；好的制度執行起來，效果比壞制度還要不如。這些機構，就好像馬基雅維利所說的徹底腐敗墮落的城邦，只能指望上天賜予他們一個精明的暴君，否則就永遠也無從出現良好的風氣，而這樣的風氣，才是安放新制度的基石。

　　今天，馬基雅維利的暴君式流血改革，自然是行不通的，但是馬基雅維利務實的態度，卻仍然是明智的——那就是，不要迷信新的制度。除非能對舊的風氣實施實質性的打擊，否則，再好的制度，也會變得面目全非。

　　意外地，我們發現，還有一種力量，來自外部世界的力量，有助于一起打破這困局。據報道，香港大學今年自行在內地收取本科生，17個省市共接獲4848份申請；在最后錄取的250人之外，11名各省市狀元面試后被淘汰。據悉，大部分地區的申請者，高考成績均超過頂尖學府的入學分數，北京及上海分別有近4成及5成申請者分數超過北大、清華錄取的分數線。港大以寫論文及考文法為主的英語筆試，淘汰了大半內地的申請者，其后，2521名學生仍要經過10多名教職員面試考核。面試中，每6位申請者組成小組進行討論，由兩位港大職員逐個“打分”。

　　這真是對我們的高考制度最好的批判；也只有這樣的批判，才是真正有力的。那4848份申請，也是對我們的大學，對北大、清華最好的批判。雖然近20年來，一些最優秀的畢業生、最優秀的青年教師們，已經通過出國深造這樣的行動，對我們自己的大學作出了最有力的批判。

　　但是，這個批判還沒有像今天這樣，在教育日益開放的形勢下，直接觸及到本科招生這個所有大學的命脈。正如某名校校長所說，名校之所以是名校，是因為它即使什么也不做，也能招到中國最好的學生——按照我個人的理解，這也首先是指本科生。

　　“武器的批判”勝過“批判的武器”，一個前來搶奪優質生源的大學，勝過了無數篇獻計獻策或者刻毒嘲諷的文章。

　　但是，如果我們不能進一步開放教育，不能直接觸及問題的根本，則一切改革、一切新制度，都不會有什么實際的效果。如果不信，可以把港大這一次的考試方式搬到我們這里試試看。

　　被家長“挾持”的神童(作者：藍藝)

　　10歲的神童張炘煬要上大學了。在今年高考中，張炘煬考了505分，超過遼寧省二本分數線47分。真是神童！但我仔細看了相關報道，發現喝彩者寥寥，大都在字里行間表達出一種善意的憂慮:10歲的孩子，心智的成熟能適應大學生活嗎？

　　這讓我不禁想起小時候，少年寧鉑作為神童第一次走進我們視野時，舉國上下學寧鉑的情景。從當年對少年寧鉑的舉國效仿，到現在對“神童”現象的質疑和冷思考，說明整個社會在對待孩子的教育上，已經越來越理性、人性和進步了。但該說的還是要說，因為還有很多問題需要不斷地強化和認知。例如，神童是干什么的？他們有什么用？

　　我們知道，報上宣揚的神童，大多是用來學習或考試的。炮制這樣的神童，除了給后人提供更多的《傷仲永》素材，在文學寫作上增加一些想像力以外，還有什么意義？大凡成功一點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不僅僅靠智商，更靠情商。決定命運的是性格，是精神氣質和內在品質，而不是考試成績。如同一棵樹，讓它在溫室里長高很容易，可讓它和野外的樹木一樣蒼勁、耐得住風刀霜劍，就難了。

　　神童說到底還是離不開一個“童”字，而一個孩子應該有的，是游戲、同齡人及歲月才能給予的精神財富，當神童把過多的精力都用于頻繁的跳級和對新知識的獵奇時，其作為孩子的生命架構就不知不覺發生了比例失調——身子的整體發育萎縮了，而腦袋獨大了。當有一天弱小的身體支撐不了沉重的頭顱時，整個神話就轟然倒塌。因此，我們看到王思涵的黯淡，看到魏永康的隕落。

　　可見，當不當神童、培養不培養神童，并沒有什么重要的意義和非做不可的理由。

　　孩子雖然是父母的“產品”，卻因其有生命的特殊性而享有獨立的尊嚴，從誕生的那一瞬間開始，孩子不僅屬于父母，還屬于他自己，屬于社會，父母并不具有對他任意雕塑的特權。因此，任何父母都不能把孩子當成工具或做成工藝品，用以完成自己未遂的理想或裝飾成頂上花冠。孩子和父母并沒什么兩樣，都是到人世走一遭。大家奔的目標也一致，幸福和快樂。只不過，在“怎么走”上，存在差別。在這里，有些父母的堅持很讓人恐懼，他們執拗地認為，只有按照他們的安排，才是正確的道路。其實，他們并不能證明，他們自己的路就是捷徑，比別人離成功更近。

　　我相信這個道理大多家長都是知道的，關鍵是知與行不是一回事，望子成龍和功利之心之間，往往只差毫厘。有時望著望著，孩子太多的閃光點就成了父母頭上的夜明珠，光亮已經成為了他們生命里的一部分，他們不能接受平庸的脆弱甚至強于孩子，尤其對遭遇到“神童”的家長來說。家有一個“神童”，父母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誰也不知道怎么樣是對孩子更好、更合適、更能充分發揮他天賦的方法。于是，“神童”往往被家長們“挾持”，讓他學習、跳級、考大學成了家長們的本能反應。

　　教育專家應該在這方面給家長提供更多有益的輔導和幫助，除了教育他們的平常心以外，還要在教育機制上給“神童”們提供跨年級跨校聽課等便利條件——在體制改進之前，家長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學校妥善溝通，讓孩子特長的學科得到滿足，而其他方面和同齡孩子同步成長。這樣，到了大學后，他超長的學科既可得到更多深造機會，又能避免人格和社交障礙。

　　【來源: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