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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戰不殆的天縱之才趙尚志，最大的敵人不是日軍，而是身邊層出不窮的漢奸；他一生最遺憾的事情，一是被別有用心的人以黨的名義孤立拋棄，一是死在了叛徒的黑槍下

　　1942年2月12日，凌晨1時，黑龍江省蘿北縣，寒風低吼。東北抗日聯軍名將趙尚志帶領他的士兵向梧桐河方向移動。部下劉德山說：“咱到菜園子屋里暖和一下。”又說，“你們先去，我去解手。”說罷，他轉身行至趙尚志身后，舉起步槍。

　　子彈從腹部穿過，趙尚志立仆在地。畢竟是趙尚志，他操起手槍，朝劉德山打去，劉的頭、腹部各中一彈，當即斃命。

　　劉德山，原名劉海峰，黑龍江珠河縣(今尚志市)人，老獵手，槍法奇好。被日本人收買來刺殺趙尚志。

　　趙尚志被扶進附近一個孤獨的農家小屋，屋內新婚不久的女主人嚇懵了。但聽說是趙司令，便用結婚縫制的被褥包住趙，并用溫暖的手捂著趙尚志被凍得冰涼的手——直到今天，這個當年的年輕媳婦已經老了，但還保存著包裹過趙身體的被褥。

　　在蕭索的寒夜里，一隊日軍和偽警察，在另一個剛從趙尚志身邊溜走的漢奸張錫蔚帶領下，潛行過來。短時激戰后，趙昏迷過去。醒來后，發現自己躺在爬犁上，他說，“只想死在千軍萬馬中，沒成想死在劉炮(劉德山)手里。”

　　此時，趙才知道，此行自己身邊的5個人中，就有兩個是漢奸。

　　此前短短的幾年間，趙尚志部隊從最初的7人發展到6000人，在數百場大大小小的戰役中，很少有失敗的時候，其天才般的謀略，讓日軍聞風喪膽，發出“小小的滿洲國，大大的趙尚志”的感嘆。在東北抗日戰場上，一直有“南楊(靖宇)北趙(尚志)”的說法。而前者也于1940年2月23日，被一個漢奸帶來的日軍殺害。

　　抗日14年間，東北戰場上出現了難以計數的漢奸。以趙尚志為總司令的東北北滿抗日聯軍中，也出現過一些漢奸，他們從軍長到師長到普通士兵，什么級別的人都有，以至于趙對漢奸，一直有著近乎神經質的敏感和戒備，卻不料最終還是宿命般死在了漢奸槍口下。

　　斗爭環境極為復雜

　　最早要刺殺趙尚志的漢奸叫周光亞。在日軍懸賞1萬元要趙人頭的時候，周混入趙部，因為有點文化，被任命為司令部秘書。這期間，有人到游擊隊辦事，見到周光亞。周怕暴露身份，于是當另一名漢奸以醫生名義混入隊內后，他尋機將支隊經濟部長李啟東殺害，奪款逃跑。此事對趙尚志刺激極大，李啟東比他大12歲，趙一直視其為大哥，是跟著趙創立游擊隊的七人之一。李被刺后，司令部對奸細問題警覺起來，經過對“醫生”的審問，才知道他準備投毒害死趙尚志等人。

　　從此，趙尚志無時不刻地警惕著漢奸。這對他一生的影響也是深遠的，因為對漢奸過于敏感，他在被誣陷和開除黨籍后，曾下意識地把一些黨內領導和奸細聯系起來，從而又遭到更為殘酷的對待。

　　彼時，在東北，9·18事變后，張學良率部撤走，共產黨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尚弱，加之東北在日本人統治下成立了偽滿政府，無依無靠的民眾，面前擺著五條路：一是當偽滿政府的幫兇，二是做偽滿洲國的順民，三是上山當土匪，四是自發地組織抗日義勇軍，五是跟著共產黨打游擊。

　　事實上，當順民的人最多，到偽滿政府“工作”的人次之，其余的人選擇了后三條路。在當時的日軍看來，后三種人都是土匪，其中，趙尚志是在日偽政府辦的《盛京時報》上出現頻率最多的“匪頭領”，普通民眾剛開始也都把趙尚志的部隊當土匪。

　　在中國，其他地方抗日8年，而被國民黨放棄掉的東北則實際上與日本人斗爭了14年(按年份算15年)，在最初的幾年內，抗日隊伍群龍無首，大多數是江湖出身，擾民傷民時有出現，使得東北民眾根本看不到民族的希望，其中一些人的奴性在此刻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

　　曾是東北抗日聯軍戰士、原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李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小的時候，日本人在東北大量種植鴉片，讓中國人吸食。當時，吸鴉片和種鴉片的人都很多，以至于鴉片成了硬通貨，買東西時，拿出相當大小的鴉片就能成交。

　　“當年走在哈爾濱的大街小巷，烏煙瘴氣。”李敏說，許多人在染上吸大煙的癮后，被日軍用鴉片“釣”住當了漢奸。參加到抗日隊伍中的一些人原本也有吸大煙的習慣，在山上堅持不住了，就背叛部隊下山投敵。

　　“抗日聯軍”成分多樣

　　東北抗日環境的復雜性表現在，除了小股共產黨的基本隊伍外，其余的抗日隊伍多具有三面性，他們一會兒意氣風發跟著共產黨打日軍，一會兒自立山頭去做土匪(許多土匪與日軍有通聯行為)，一會兒干脆下山給日軍做幫手。即使他們當漢奸時也有兩面性，有時竟也會嘩變一下，把對方的偽軍帶上山倒戈抗日。

　　在抗日初期，趙尚志本能地鄙視和討厭土匪，不愿意與他們為伍。

　　那時候，僅在趙尚志游擊隊活動的珠河一帶，就有許多義勇軍、山林隊，如“九江”、“容易”、“跨海”、“雙盛”、“白龍”“闖江南”“壓東洋”、“北來”等大小三四十股。

　　在此期間，趙尚志曾與這些隊伍麻煩糾紛不斷。后來在黨內又被一些人蓋了頂帽子叫“關門主義”，意思是，他關起門不愿意和大家團結抗日。

　　很快，趙尚志認識到，共產黨的游擊隊尚弱，要抗日必須聯合這些雜牌軍，于是，委曲求全，放下成見，收編了許多“山頭”，成立了東北反日聯合軍司令部，趙尚志被推選為總司令。

　　然而，這支隊伍中出現一些漢奸幾乎是注定了的。比如，趙尚志為了收編一個叫于九江的土匪，和他結拜為“兄弟”，任命其為第七師師長。但于九江匪性不改，進行內奸分裂活動，被趙尚志兵不血刃用計拿下。諸如此類被背叛的事情，時有發生。

　　但趙尚志相信每個人終歸都有民族良心，所以，許多次打仗，只要對方是中國人，他就手里拿著一根小木棍，騎在馬上喊話。有士兵說，“別喊話了，槍子兒可不聽你的呀！”趙尚志說，槍子兒能打著幾個敵人，我一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就很可能跑過來一大群。

　　在一個隨時都可能潛伏土匪的部隊里，趙尚志的警戒心理可想而知。尤其在經歷一次次背叛后，再接收他所不信任的山林隊人馬時，他甚至要設置圈套加以考驗。1934年春節前夕，他召集隊員問，誰愿意請假回家過年，當時有幾個士兵請了假，過完年回來后，趙尚志就不要他們了。他說，用這些辦法看看哪些人有動搖的思想。

　　當然，他的這一做法又受到了黨內一些人的批判。

　　蹊蹺的軍中謊言

　　雖然是雜牌軍組成的抗日聯軍，但憑借無與倫比的軍事才能，趙尚志打了不少勝仗。為了聚攏人心，他經常把繳來的槍彈物資分發給各種抗日隊伍，同時幫助一些有發展前途的隊伍打仗以壯大他們的力量。

　　到1936年，趙尚志一手創建的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已發展到10個師，共計6000余人。粉碎了日軍及偽軍的數次大討伐，趙尚志親自率領軍隊遠征黑嫩平原，半年多的遠征中打了大小百余戰，殺死殺傷敵人8000多人。

　　就在此時，改變趙一生的重大事件發生了。

　　當時，中共中央和東北共產黨失去了聯系，恰好共產國際所在地蘇聯和黑龍江只隔一條江，所以，東北共產黨實際上受駐在共產國際的王明及康生指揮。這兩位領導都沒去過東北前線，但指點起來卻成竹在胸。趙尚志前后兩次公然反對他們的路線，這在當時被一些人說成是“反對王明，就是反對黨中央。”

　　對王明路線極不理解的趙尚志，派部下朱新陽帶信去蘇聯面見王明匯報。結果，王明把朱新陽扣下，開除黨籍。

　　此間，無論是黨內還是敵方，都盛傳一種說法：北滿或吉東共產黨領導層里有奸細。日偽當局稱為“吉東和北滿兩省委間之傾軋斗爭”。

　　正在這時，抗聯第六軍一師代理師長陳紹濱從蘇聯回來帶口信說，蘇聯遠東軍區司令海洛將軍要抗聯的一位重要領導過江商量抗日大事。經抗聯內部的會議商量后，決定要趙去蘇聯。趙到了蘇聯后，對方卻不承認邀請過他，當即將趙關起來。

　　不久，北滿臨時省委被改組，趙本人被“永遠”開除出黨。趙尚志的部隊被改編為第三路軍，趙手下的第三軍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出任總指揮。

　　在蘇聯的禁閉室里，趙尚志聯系到現實種種，懷疑北滿省委主要領導中有奸細。當然，后來他為自己的猜疑做了檢討。

　　而自己與陳紹濱素無恩怨，因而到死的時候，趙也不敢斷言，究竟是誰指示這個人把他騙到了蘇聯。

　　虎落迷局

　　在蘇聯，趙尚志被困一年半，后來，蘇方以“誤會”為由放了他，并任命他為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組建了100余人的騎兵，讓他帶走。回到東北后，他才知道，自己6000多人的部隊，在僅僅一年多后，已經死的死散的散，所剩無幾了。以前收編來的部隊大部分叛逃，第八軍軍長謝文東，三軍二師師長蘭志淵已向日偽當局投降。

　　得知趙尚志回來后，曾經捎口信把他騙到蘇聯的陳紹濱威逼部下先繳了趙尚志的幾個士兵的械，又威逼部下去抓趙。后來此人又到處散布消息說，趙要捕殺所有北滿省委的主要領導。于是，沒有人敢去見趙尚志，趙被孤立起來。

　　在繳不了趙尚志槍械的情況下，陳紹濱秘密命令部下，向附近的日軍報告，讓他們來捉趙尚志。其漢奸嘴臉終于暴露出來。

　　陳紹濱于1940年后消失了。長期來，抗日聯軍中的將領魚龍混雜，由于條件不允許，收編而來的雜牌軍很難得到正規的政治軍事訓練，所以，問題百出。

　　爾后，失去自己部隊的趙尚志只好返回蘇聯，漸漸被排擠出了東北抗日的局外。一年后，不甘心成為閑人的他，借機向蘇軍領了一個班長級別的小任務，帶了5個人回到東北。

　　一踏在東北的土地上，他就下定決心不再去蘇聯。由于急于擴充實力，在吸收隊員時，他“饑不擇食”地來不及認真考察，被日偽特務混入，引來殺身之禍。

　　1942年2月12日上午，在受傷8小時后，趙尚志犧牲。日軍叫來了已投降日寇的原東北抗聯第九軍軍長李華堂辨認尸體。

　　在審訊室里，李華堂一眼就認出了自己曾經非常崇拜的趙尚志司令。盡管有很多日本人跟著，他還是哭了，大聲喊：司令，你也這么著了嗎？你也這么著了嗎？他嚎啕大哭，被日本人強拉了出去。

　　(感謝原黑龍江省政協副主席李敏，原黑龍江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趙俊清，趙尚志外甥、齊齊哈爾市委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李龍，國家一級作家王忠瑜等對此文的貢獻)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李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