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11日電 據三秦都市報報道，西安碑林聞名于世。其所庋藏的歷代碑刻，不論在數量上還是在內容上，在國內都是首屈一指的。這座著名的歷史文化寶庫，在日寇侵華期間也差點遇毀和遭劫，在巨大的戰爭災難面前，幸好有一群文化人在為保護國寶而不懈努力著。西安碑林博物館專家路遠同志和我省文史研究專家魏娥同志的獨家講述一組鮮為人知的故事。

　　于右任關心碑林藏寶

　　1938年3月，日本侵略軍已經逼近潼關，并開始對西安頻頻加以空襲。此時華北、華中已有大片國土淪陷，繼平津之后，上海、南京亦先后失陷，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面臨著生死存亡的考驗。

　　而此時，西安碑林建筑剛剛經過一次大規模的維修，并且新近藏石的數量是有史以來最多的一次。尤其以于右任捐歸陜西公有的一批西晉、北朝與隋唐墓志為主。這批墓志大多出于河南洛陽一帶，是于氏多年來陸續搜購的，因其中有七對夫婦的墓志，又名《鴛鴦七志齋》藏石。當時隴海鐵路尚未通至西安，這批藏石大部分保存在北平西直門內菊兒胡同一舊王府的后院內。1935年冬，因中日關系緊張，平津受日軍威脅，于右任委托楊虎城設法運回西安保存，楊虎城派馬文彥赴北平，在宋哲元幫助下，將墓志用火車經由鄭州轉軌隴海線運回西安。連同后面從南京、洛陽運回的387石一同于1938年移藏碑林。

　　如何在戰爭條件下設法保護這批碑林藏石，就成為時任西安碑林管委會主任委員張鵬一等人的重大課題。

　　據路遠在其所著《西安碑林史》中記載，當時已經撤退到重慶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對西安碑林的保護甚為關注，并為此專門致函陜西省政府。1938年9月11日，陜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在給碑林管理委員會的訓令中，轉述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渝古字第八號公函的內容：“查貴省省立圖書館、考古會及西北科學考察團所藏古物及文獻物品甚多，值茲非常時期，如何統籌保管？是否移運適宜地點？又西安碑林如何設法維護？事關保存文物，相應函請見復為荷。”并令西安碑林管理委員會“妥速籌擬維護辦法”。

　　在此之前，身在重慶的于右任、張繼等均來電來函，囑請陜西方面設法保護碑林藏石。臨危受命、擔任碑林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張鵬一，還有主管碑林的省教育廳廳長周伯敏，數次召集碑林管理委員會會議，研究保護方案。然而，碑林這么多碑石，無法移動者怎樣就地保護？埋藏者是易地埋藏還是就地埋藏？都需要有一個具體方案。而更重要的是，方案的實施需要經費。大概，正是由于經費無著，碑林藏石的保護仍停留在口頭上，沒有實際進行。

　　碑林精品原擬運往眉縣埋藏

　　1938年11月，為躲避日機轟炸，西安城內紳耆年老者均設法遷居城外。張鵬一亦呈文陜西省政府，提出“擬于最近期間送眷返回富平，暫避鄉里”。1939年4月，由教育廳廳長周伯敏代理主任委員的碑林管理委員會，終于提出碑林貴重碑石及《鴛鴦七志齋》志石移藏防護辦法和經費預算，上報省政府。其要點如下：

　　“1.第一室《石臺孝經》碑一座，擬用土坯鋪泥，四面包裹。2.第二室《開成石經》全部，擬用土坯鋪泥，兩面夾實，仍用泥封。四周窗心，外用青磚砌固，內用土坯泥平。3.第三室唐代名牌全部，分別仿照《石臺孝經》辦法，以土坯四面包裹，四圍窗心亦按第二室辦法照做。4.第八室《鴛鴦七志齋》志石擇其精品196種，連志蓋242塊，運至眉縣埋藏；普通志石133種就地埋藏。以上各項需工料及運輸費3688.65元。”

　　據《西安碑林史》介紹，此方案獲準后，碑林一、二、三室的防護工程于當年8月26日開工。工程實際由碑林管理委員會干事曹仲謙具體負責，張鵬一等委員亦曾親臨現場指導。當年11月22日周伯敏以碑林管理委員會名義給省政府的述職公函稱：“按照原定計劃于八月二十六日動工，嗣以敵機肆擾，旋作旋輟，延至上月下旬，始將各室防護工事暫告完竣。”也就是說，至10月下旬碑林一、二、三室碑石的防護工程完工，費時兩個月。該函中還提到：“原計劃中所列第八室《鴛鴦七志齋》志石辦法，正在設計藏運。”即截至此函發出之時，移藏《鴛鴦七志齋》志石的方案尚未實施。

　　上述《鴛鴦七志齋》志石的移藏計劃，后來有所變動。原擬將其中精品運至眉縣埋藏，因牽涉火車、渡船運輸之繁，又恐損毀，便改為全部在碑林就地埋藏。

　　藏寶時曾數度遭遇空襲警報

　　1940年12月29日，周伯敏以碑林管理委員會代主任身份呈陜西省政府主席蔣鼎文的公函中，專門匯報了《鴛鴦七志齋》志石埋藏之事，并呈請核銷經費。文中說明：志石就地埋藏的確切時間是1940年6月。從1938年4月開始保護碑林藏石之日，到《鴛鴦七志齋》志石實際埋藏，用了兩年多時間。

　　此函附有已藏和未藏志石清冊兩份，埋藏地址略圖一張并有文字說明，使我們對這次埋藏的認識更加具體化。據志石清冊載，這次埋藏者291石，《鴛鴦七志齋》志石之精品均在其中，還同時埋藏了《華夷圖》和《禹跡圖》這兩塊珍貴的石刻地圖。未埋藏者95石，多為志蓋和隋唐宮人志。

　　埋藏地址略圖系現場草繪，只能看出坑口的大致方位，所幸文字說明寫得相當具體：“東距咸寧學署鄰墻一丈五尺，西北距第二室二丈，南距本會界墻八丈，北距圍墻一丈五尺。”以至今位置未變的第二室(即今碑林第一室)為比照物。可知當年所掘坑口位置應在今西安碑林博物館東院的南部。

　　埋藏的具體做法是：先控一個“深度二丈五尺”的大坑，再于坑壁向南開鑿一個“寬四尺，高三尺，長三丈二尺”的洞穴，“洞開口向北”；洞口外東西兩側又各開一洞，“東側洞深丈余，西側洞深三尺”。“正洞藏魏墓志，東側洞藏唐各代墓志，西側藏《禹跡圖》”。志石藏入后，“洞口均用磚砌封”，然后再將大坑用土筑平。又據當年參加埋藏的翁維謙回憶，志石由第八室拆卸下來后，均用麻袋包裹，縫合袋口，并用繩索捆綁結實，按編號依次排列于洞內。埋藏過程中，數度遭遇空襲警報，前后費時約有半個多月。

　　直到1947年8-9月，這些藏石才被全部啟出，重見天日。(范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