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區人民法院公開對發生在云南省丘北縣的一起刑訊逼供案作出一審宣判，判決涉案的3名警察刑訊逼供罪名成立，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該案由云南省檢察院指定異地起訴審理。

　　對農民王樹紅實施刑訊逼供的3名警察劉自春、李光興、盧梁甲能否受到法律追究，曾經懸在一線之間。

　　從王樹紅提出控告，到3名警察因涉嫌刑訊逼供罪被刑事拘留，先后歷經3次調查，歷時一年有余。

　　前兩次經過當地有關部門調查后，該案曾一度處于撤案的邊緣。直到云南省人民檢察院督辦此案，派出骨干力量到文山督促進行第3次調查，查清案情只用了7天時間。

　　為何7天就可查清的刑訊逼供案由當地“自查自糾”卻曠日持久？

　　日前，云南省人民檢察院接受筆者獨家采訪時，披露了該案的偵破過程。

　　——當地檢察院申請撤案

　　2003年6月24日，丘北縣公安局抓獲真兇王林標，事實證明王樹紅一案是錯案。當年7月1日，王樹紅被釋放。

　　王樹紅對筆者說，他被捕進入看守所后，曾先后3次對提訊他的檢察官表示，他遭到辦案警察刑訊逼供。他被釋放后，于7月10日就此事向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檢察院提出書面控告。

　　而云南省檢察院派人到丘北調查期間，丘北縣檢察院辯稱，“王樹紅在看守所內幾次被提審時，均對遭刑訊逼供一事只字未提。”

　　省檢察院督辦此案的檢察官說，王樹紅被釋放前一天，省、州兩院的檢察官到看守所看望王時，“他一臉驚恐，講話不流利，只會說警察打他。本來，此時檢察機關就應該行使監督權，進行調查。但當時與公安方面達成協議，先由公安內部調查。”

　　7月9日，文山州政法委、州公安局、州檢察院組成調查組找到當時的辦案警察進行調查，他們一致否認采取過刑訊逼供。調查組認為，辦案警察有誘供行為，但刑訊逼供證據不足。

　　之后，文山州人民檢察院收集到一些新情況，報經云南省人民檢察院批示，由丘北縣人民檢察院于7月30日立案偵查王樹紅被刑訊逼供案。省檢察院督辦此案的檢察官說，這一次，檢察機關查明，直接訊問過王樹紅的劉自春、李光興、盧梁甲有刑訊逼供的重大嫌疑。

　　但是，案件調查并未深入下去。“當地檢察機關提出撤案申請，但我們沒有同意。”云南省人民檢察院督辦此案的檢察官說，當地檢察機關的理由是：找到當事警察談話時，對方要么不說話，要么否認，案件還是無進展。檢察官調查后認為，因案發時間較長，有關證據的查找難度大。尤其是檢察機關以刑訊逼供立案后，一些不明真相的公安民警情緒較大。

　　——專案組7天獲取5組核心證據

　　2004年3月，法醫為王樹紅所作的傷殘鑒定顯示，王已達到7級傷殘。省檢察院遂決定把此案立為督辦案件。該院瀆職、侵權犯罪檢察處副處長李維勤解釋說，由于立案級別達不到由省檢察院直接辦理，所以只能督辦或指導。

　　李維勤說，7月，文山州檢察院的辦案人員打來電話稱，有幾名警察愿意出面作證，“但不愿和當地的檢察官談，只愿和省里下來的人談。”

　　8月，李維勤受命帶領偵查科長杜洪到文山，抽調州、縣兩級檢察機關的干警組成一支9人的專案組，恢復對此案的調查。

　　當時，專案組對該案的調查取證，難度主要在兩方面：一是“零口供”，3名涉嫌警察均否認曾經刑訊逼供；二是主要犯罪工具滅失，那部老式手搖電話機已無從查找。

　　但是，從8月12日到18日，專案組在7天時間內就獲取了5組核心證據，足以構成完整證據鏈。

　　專案組首先從看守所醫生的筆記本打開了突破口。那上面有給王樹紅多次發放阿斯匹林類止痛藥的記錄。與王同監舍關押的人犯證實，洗澡時看見王直不起腰，背部有青紫淤血，晚上，王疼得睡不著覺，卻不敢叫出聲。與王同監舍的3人證實，自己也在縣公安局遭老式手搖電話機電擊過。有一人伸出雙手，拇指根部被電線燒糊了的黑圈仍清晰可見。

　　丘北縣公安局幾名警察證實，李光興辦公室里有部老式手搖電話機，用電話機對犯罪嫌疑人“測謊”，是他長期的辦案風格。

　　王樹紅和作證的警察，可以從擺放在一起的很多種電話機中，同時指出編號為5號的電話機就是李光興用的那種。

　　王樹紅從丘北縣公安局提供的33張民警的照片中一眼就認出李光興和盧梁甲就是打他的警察。指認現場時，王剛上到公安局二樓人就開始發抖，直接指認就是在最頂頭的一間辦公室被刑訊逼供。

　　云南省公安廳、省檢察院、省高院聯合鑒定認為，王樹紅胸椎11、12節及腰椎1、2節壓縮性骨折，是高處墜落所致，損傷程度已達輕傷(甲級)。王如何從高處墜落？其腰椎所受的傷與警察的行為之間有何必然聯系？有關專家和王的說法解開了這個謎團：電流通過王的雙手直接打擊心臟致其昏迷倒地，王還被警察抓著衣領往地上砸，都是腰椎著地，骨折由此而來。

　　在證據已經充分的情況下，專案組于2004年8月20日將3名涉嫌警察帶到昆明市官渡區看守所刑事拘留，進行異地關押。

　　——專案組里出了“內鬼”

　　該案第3次調查時間雖短，但偵破過程卻有頗多困難、驚險和阻力。

　　展開調查前，李維勤查看了原來的案卷材料。“我發現，證據材料單一，其中除了王樹紅的控告外，只有3名嫌疑警察的否認。”

　　他說，這樣的調查在技術上“犯了偵查的大忌———過早接觸當事人，而缺乏足夠的第一手外圍證據。由此帶來的一個負面作用是，3名嫌疑警察有機會互相串供，毀滅證據，給此后的調查造成更大的困難”。

　　李維勤說，這一次調查，他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因此，調查是在一種半隱蔽的狀態下開始的。為了轉移對方注意力，專案組表面上稱是調查另一件案子，暗中收集該案證據。

　　但是，調查工作剛開始，就發現了“內鬼”。“頭天晚上，我召集專案組干警開過一個秘密會議，進行工作部署。”李維勤說，“結果，我在會上說過的所有話，第二天就傳了出去。”“秘密召開的案情分析會馬上就漏氣，這是很兇險的事。”偵查員杜洪說。

　　更為兇險的是，專案組設置的秘密辦案地點還被盯梢。

　　李維勤說：“一位愿意提供證據的民警來找我，一進來就對我說：要談可以，但不在這里談，換個地方。我當時就感覺到他有顧慮，馬上答應晚上再與他聯系，他留下手機號碼，就匆匆走了。當我送他出門時，我發現門外有人在監視。當晚，我和那名民警在一家賓館的房間里談了話。”

　　李維勤說，通過以上兩件事和一系列的觀察，“我斷定專案組里出了‘內鬼’，此后一方面重申紀律，一方面有意識地將我們發現的‘內鬼’調離了核心工作。之后，調查才得以繼續開展下去。”

　　——誰會為一個農民傷了和氣

　　王樹紅遭到刑訊逼供時，劉自春是丘北縣公安局刑警大隊副大隊長，李光興是刑警大隊一中隊隊長，盧梁甲是刑警大隊警員。而專案組展開調查時，劉已被調到縣公安局禁毒大隊當教導員，李被提拔為刑警大隊副大隊長。

　　查辦此案，專案組得到了當地黨委、人大、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但是，偵查工作要面對的是一張無形的、復雜的人際關系網。

　　在丘北縣公安局看守所，專案組調取到的王樹紅《入所體檢表》顯示：身體狀況正常，無外表損傷。“這是一份無罪的證據。”李維勤說，反映王樹紅在從公安局到看守所的過程中身體未曾受到傷害。

　　但是，專案組了解到，該案嫌疑人劉自春以前曾擔任過縣公安局看守所所長。而當天送王樹紅進看守所的，正是劉自春和另一名警察。“因王樹紅入所時未報病，就沒有對其進行檢查。”當班警察的證言證實，在這個重要環節上，人際關系代替了制度。

　　此外，專案組還了解到，嫌疑人有親屬在丘北縣政府擔任要職。“我們在當地時，對方也在找關系活動，制造阻力。”

　　李維勤說，專案組在要求縣公安局提供民警照片供指認犯罪嫌疑人時，該局曾拒絕提供。就在本案的調查快結束時，還出現了不利情況———原先提供過證言的兩名民警打電話給李維勤，要求撤銷證言，稱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

　　從不同渠道匯集的信息表明，專案組離開丘北后，曾提供過證言的民警被有關人員召集到一起開了個秘密會議。會上，有人假借“黨委研究決定”名義，稱“要把胡說八道，給檢察機關提供‘炮彈’的警察，開除出公安隊伍”。

　　丘北縣公安局政治處有關負責人在接受筆者采訪時，對上述情況予以否認，稱“不知道，沒有這樣的事。”對該案不愿發表看法，稱“等待判決結果。”

　　杜洪說，他在當地聽到有人說，“同在一個縣城，大家太熟了，誰會愿意為了一個農民傷了彼此之間的和氣？”

　　李維勤對筆者感慨說，此案的調查，無形的阻力太大了，“所以，在任何情形下，我都不主張公開幾位證人的姓名，誰能保證在暗中沒有打擊報復呢？”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喻勁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