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重慶晨報》一則報道如此“開篇”：民警沖入酒店內的保健城，一口氣竟搜出上萬枚避孕套———昨日，市公安局獨家授權本報，揭秘今年警方“掃黃禁賭”行動的第一案：“6·13”開縣沃爾頓酒店涉黃案。

　　對賣淫嫖娼行為固應依法處罰，但是對在酒店中發現避孕套卻不宜予以簡單抨擊，更不應作為認定存在賣淫嫖娼行為的證據。如果避孕套被作為認定存在賣淫嫖娼的證據，則娛樂場所除了隱匿避孕套，更“安全”的辦法無疑是不再使用，而這必定會對防治性病尤其是艾滋病的蔓延有所不利。

　　現在，我國艾滋病防治形勢非常嚴峻，娛樂從業人員是艾滋病傳播的高危人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近年來大力倡導在各國娛樂場所推廣使用避孕套，我國從2000年開始也陸續選擇一些城市作為試點，啟動娛樂場所“100%使用安全套項目”。

　　四川省去年還開始實施“蜻蜓計劃”，在娛樂從業人員中組建“艾滋病教育者隊伍”，專門為同伴宣傳艾滋病預防知識，而推廣使用避孕套是其中的主要內容。可以想見，避孕套如能在娛樂場所廣泛使用，將會對我國艾滋病防治工作起到促進作用，反之將非常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開展與深化。

　　為此，公安機關應當轉變觀念，更多地從艾滋病防治及人的生命權角度，來看待娛樂場所使用避孕套行為，不宜再像以前那樣將發現避孕套作為認定存在賣淫嫖娼的證據，甚至還應像全國政協委員陳凌孚所建議的那樣，對使用避孕套的娛樂場所適當減輕處罰。另外，媒體也不應僅對娛樂場所使用避孕套進行消極報道，而應營造一個相對積極的倡導娛樂場所使用避孕套的社會氛圍。

　　賣淫嫖娼敗壞社會公德，但其危害性畢竟不能與艾滋病的蔓延相比。這樣，“兩害相權取其輕”就應成為惟一選擇。

　　【來源：新京報；作者：魏文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