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在中華醫學總會第23屆理事會上，鐘南山當選為第23屆中華醫學會會長。此前，這個職位多由衛生部部長兼任，由基層專家擔任會長這還是第一次。有人說，鐘南山之所以當選是因為他在呼吸疾病防治領域上做出的貢獻，更重要的是，2003年非典期間他勇敢否定了“典型衣原體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觀點。
“我給自己投了一票”
筆者：我看到有報道說，您這次是168票全票當選。
鐘南山：我首先想糾正一下，168個人投票，我得到的票數只有160張，而且我自己也投了自己一票。作為一個基層來的醫生，我覺得已經得到了非常高的信任。
筆者：為什么您要給自己投出這一票？
鐘南山：我想投這一票的意思，代表我的決心，代表我愿意把這個工作做好，我愿意承擔這個工作。
筆者：很多人都注意到，您是新中國成立之后七屆會長當中惟一的從基層醫院選上來的，這樣的一個身份呢，就顯得沒有那么官方，您將以一個什么樣的風格來當這個會長？
鐘南山：我不覺得是個什么會長，而且我也不想別人把我叫會長，人們就叫我鐘大夫就行了，另外跟我同輩的，有時候就叫我鐘南山，我想以后也是這樣的。我覺得醫學會是一個民間的學術團體，那作為一個專家來辦會的話，他沒有行政指令的權力，他只有服務的權利，所以這樣的話，他可能會跟大家更好地商量，這樣的話，學術的氣氛會更強一些。
“一個人最開心的是不要瞞著自己的良心”
筆者：您1960年于北京醫學院畢業后不久，“文革”就開始了。這期間，您下過鄉，種過地，也做過工人。我想如果您的職業是一個作家的話，有這樣豐富的經歷，對職業來講肯定是一筆財富，對一個醫生來講，有什么用處呢？
鐘南山：我由此獲得了兩個最大的感觸。一個是懂得基層老百姓的困難，因為我接觸的很多人，都病得很厲害，沒有錢看病，所以這個時候養成了我對這些人的很大的同情。第二個就是作為醫生一定要鉆研業務，我記得1971年、1972年調回廣州的時候，那時候白天、晚上的時間還要學“老三篇”，還要早請示晚匯報。這個活動一完了以后，到半夜，我都會關起窗戶來學心電圖等等知識。我就強烈感覺到要有真本事，才能夠解決病人的問題。
那個時候在醫院里頭，一個廁所的清潔工可以當院長，那個我們也是擁護啊，因為他是在底層嘛，越是底層越革命嘛，這都是講假話嘛，心里頭不會那么想，經過了長期的在醫療戰線上的磨煉，我自己慢慢懂得了一個人應該怎么樣生活，一個人最開心的是不要瞞著自己的良心，我覺得做到了這一點，他會活的很開心，哪怕這個事情不順利。
“父親的言傳身教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
筆者：我看到有材料上記載說，您的父親鐘世藩畢業于協和醫科大學，是我國著名的兒科專家。他不大愿意表揚你，甚至不大愿意鼓勵你，是這樣嗎？
鐘南山：是的，比如說我在英國的時候，就是在1979年到1981年，他嫌我的英語很差，但是呢我也有這個脾氣，我每次寫信回家，就用英文來寫。寫了以后他很認真啊，我每一封信，寫了很長寄回去呀，他就認真的幫我改，改完了以后再給我寄回來。我記得我很少受到他的表揚，第一次對我真正地表揚，也是我在英國學習快結束的時候，我科研取得很好成績，有一個劍橋的名人集，一個醫生名人集，寫了封信給我，希望我加入那個名人集。我就轉寄給父親問問他的意見，他給我的回信說，你這個做得很好，你終于使得人們知道，中國人不是什么也不是。那封信我看了以后確實流出了眼淚，我覺得這是對我極大的鼓勵。
我的父親一直到87歲去世，我想他總是說真話，盡管話不多，不管在任何場合，他怎么考慮，他覺得怎么是對的，就講真話，他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
“出錯永遠都有，關鍵善于總結”
筆者：人們知道您在醫學方面講究科學精神，講究不出錯，但是我想人非圣賢，您在做醫生之后出過錯嗎？
鐘南山：有啊，當然有出錯了，有誤診的，誤診了以后耽誤了治療的。最深印象就是那次對一個病人的診斷，那是我剛回到廣州，要我急診出車。但那邊說這個病人原來有肺結核，現在又咳血，趕快讓我把他接回來。我就覺得他得了肺結核嘛，我就把病人送到結核病防治所了。第二天結核病防治所打電話說，你這位醫生怎么搞的，把一個嘔血的病人當成咳血的送到我這兒了，趕快接回去！后來在手術室急救，發現原來是一根魚刺刺到胃的動脈。最后病人是救過來了，但是我覺得我這個錯是一個非常低級的錯誤，這件事給我一個非常強的感覺，就是我必須要打好基本功。所以當醫生出錯誤我不覺得奇怪，但是出錯了要能夠善于總結，而且不要再出錯或者不出大錯。出錯永遠都有，包括到現在，我有時候會診一些病人，有時候也不一定對的。
筆者：現在還不能做到萬無一失？
鐘南山：我看十無一失就不錯了。
筆者：在人們心目當中，一個在SARS時期像英雄一樣的鐘教授，說自己做到十無一失就不錯了，您不怕這樣講會帶來別人對您的誤解嗎？
鐘南山：我看絕大多數的醫生能夠做到十個都沒有一失，特別是對一些疑難病人的話，那就非常好了。當然對一些普通病人那不存在這個問題，普通病人那是我們常識可以做得到的。(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作者：方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