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1日電 東西方人的價值觀、思維方式以及表達方式和生活習慣都有差異。這些差異往往造成會中國人與外國人交流和溝通的障礙。長期負責外交部新聞發布工作，曾作為外交部發言人主要助手協助過多位發言人工作的鄒建華參贊在《外交部發言人揭秘》一書中就如何有效與外國媒體和公眾溝通、如何有效對外表態等進行了詳細、深入地探討和介紹。現摘錄該書的有關章節，內容如下。

　　外國人，特別是西方人在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上與中國人差別很大。價值觀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思維習慣不同，對許多問題的理解和看法也就會有所不同，包括人權、民主、自由、宗教等問題。我們如按我們自己的思維習慣和經驗去向外國人做宣傳工作，往往事倍功半，達不到預期目的。很多人現在還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以為只要我把問題講清楚了，對方就會明白。很多外國人反映對中國的宣傳資料，包括表態往往看不懂，甚至有些西方人認為是宣傳在而感到反感。

　　由于文化差異，外國人特別是西方人在接受新聞時的態度和興趣也與中國人不一致。他們對于“宣傳”和說教色彩明顯的東西比較反感。在外國人心目中，宣傳是貶義的，幾乎是欺騙的同義詞。外國受眾相信的是“客觀報道”，即完全按照事實的客觀面貌向受眾描述事實，觀點隱敝在事實之中。它要求新聞要講事實，不得造成直接或間接指揮受眾的印象，若有傾向，也須自然流露。

　　一個對我友好的美國說客曾向中國駐美國外交官丁孝文先生建議，要說服美國人，要記住幾條要領:

　　一是對象要具體、明確,交談要有針對性。你一次只能做一個人、一群人或一類人的工作,必須根據他(們)的特點有針對性地引導。如對商人,你要多講經濟少講政治。再具體一點,對向中國出口商品的商人,要多講中國經濟發展會給他們帶來更大的銷售市場;對從中國進口商品的商人,要多講中國經濟發展可以向美國提供更多物美價廉的商品。如果你向美國農民大談中國農業大豐收,出口連年增長,就難以贏得好感,反而會激起他們對中國農產品進入美國市場的反感。

　　二是要多擺具體事實,多講樸實的道理,少講空話套話。美國人相當自信甚至自負,有一種優越感,你跟他交流,必須用事實和數字說話,讓他在事實面前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或不足。光講維護世界和平,講美國與中國友好,他們會覺得離自己太遠,不涉及切身利益,沒有親身體會,自然就不會被你說服。他舉例說,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人士聲稱,在美中貿易中,美國有800億美元的逆差,中國商品如潮水般進入美國,既搶走了美國人的飯碗,又造成了美國資金流失。這種謬論很有欺騙性。中國政府總是說,兩國統計方法不同,實際逆差僅有300億左右。這么說,一般老百姓理解不了,他們認為,美國商場的生活日用品大多數是中國制造的,就算統計有問題,中國還是有300億的逆差。如果你們多強調質優價廉的中國商品為美國老百姓帶來的實惠,比如,據權威部門的統計,因為使用了從中國進口的生活日用品,每個美國家庭每年可以減少300美元的開支,大多數人就明白了。如果你們再強調這些產品因為利潤低,美國企業一般已不生產,美國如果不從中國進口,也必須從其他發展中國家進口,只是價格更高,他們就更沒有多少話可說了。如果你們再推心置腹地說,市場競爭是無情的,美國有的企業可能會因為中國商品的沖擊而倒閉,同樣的道理,中國也有一些企業因為美國商品的沖擊而關門,大家在競爭中尋求新的出路,那些同情失業者的人也就不會對中國產生反感了。

　　三是要有耐心和信心。中國與美國畢竟是兩個國家,政治制度不同,歷史不同,文化不同,還有語言障礙,這些都制約了兩國之間的相互了解。做工作要有耐心,中國有句成語,叫做"滴水穿石",不要忽視一點一滴的工作,不要忽視一個一個的個人。時間長了,終究會起作用的。

　　因此，我們要對西方人做解釋和宣傳工作，就要熟悉西方人的思維方法，采用易為對方理解和接受，聽得進去的的語言和方式。

　　案例一：

　　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有一記者問沈國放，中國政府對美國向臺出售武器有何評論？中方在這一問題上的表態口徑一直是說希望美國政府認清售臺武器的嚴重危害性，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特別是八一七公報中所做的承諾，停止向臺出售武器。這么說肯定沒不會錯，但總是重復這段話就會顯得有點生硬，并且也不會有多大效果。當時沈國放為了增強一下表態效果，讓美國人在這一問題上有所觸動，換了一種說法，他側重講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美國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而斗爭，不也是反對別的國家向南方出售武器，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許多記者對這一回答感到很新穎。所以，當時美國媒體對這一表態報道特別多。許多記者還要求采訪沈國放，要他在這個問題上進一步發揮一下。

　　吳建民在西藏問題上也有類似的表態。西方人總認為西藏是被占領的國家，常在這一問題上與發言人糾纏。有一次吳建民在回答一法國記者有關問題時說：西藏13世紀就并入中國領土，而科西嘉島是什么時候才并歸法國的？難道我們能因此就說科西嘉島是被法國占領的土地嗎？法國人覺得這一說法很說明問題。

　　這兩個表態都以對方自己國家的歷史為例，告訴對方己所不欲，匆施于人的道理，易使對方產生共鳴。所以，在其國內媒體中引起了不同反響。

　　案例二：

　　2000年8月，在世界和平問題研討會上，有一記者問西藏嘉木樣活佛：有人說，“藏族文化傳統正受到嚴重破壞”，你對這一說法有何評論？

　　嘉木樣活佛答：這種說法是不能容忍的。世界上的有情眾生都有生存和發展的權利，都有享受物質文明和社會進步的權利。世界上有良知的人不應該為其它民族的發展進步設置障礙，制造麻煩，不應該用一些漂亮的空話使一些民族長期停滯在落后狀態，成為一些人“觀賞”和探險的“標本”。保護、發展和延續藏族文化，只有與現代文明的進程相適應，同整修民族的發展、進步、團結、幸福相適應，只有在發展經濟、改善生活的同時，才能更好地保存，而不是打著“保留民族特點”、“保護宗教文化的旗號，讓一個民族衰落下去，成為供人”欣賞”的展品。

　　從這一角度回答記者的問題還是第一次，引起記者關注。

　　嘉木樣活佛用西方人的矛攻西方人的盾，從西方人所熟悉的人權觀出發，提出西藏人也應有享受現代文明的權利，而不是西方人觀賞的“標本”，對記者很有觸動。

　　案例三：

　　溫家寶總理2003年11月23日接受《華盛頓郵報》總編唐尼的采訪。

　　唐尼問：如果臺灣當局不顧中美所表達的反對意見，一意孤行，在目前的道路上繼續往下走，中國會采取什么行動？

　　溫總理回答：“這是最關鍵的問題。臺灣是中國神圣的領土，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任何一屆政府都不會放棄和平統一祖國的立場。我們完全理解臺灣人民的民主訴求，也完全理解臺灣人民希望有一個和平的環境。但是當臺灣當局的領導人試圖要把祖國的領土分裂出去的時候，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會答應。中國人民會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祖國的統一。我想你大概熟悉林肯總統的一句話，他在演說中曾經說過，一個“自相分裂的家庭是站立不住的”。他還說過，美國由各州組成的“聯邦乃是永久性的”。我們不希望事態發展到這一步，因此我們不放棄和平的努力。”

　　另外，朱镕基總理1999年訪美時，在回答一位香港記者所提的臺灣問題時說，我們一直主張以一國兩制的方針和平統一臺灣，但是我們也從來沒有宣布放棄使用武力。因為如果我們這樣宣布的話，那么臺灣將永遠從中國分離出去。剛才在克林頓總統的辦公室看到了林肯總統的肖像。我想當年林肯總統為了保持美國的完整，反對獨立和分離，不惜使用武力，我們應該向林肯總統學習。”

　　這兩個回答之所以對美國人有說服力，讓美國人對臺灣問題的實質和對中國的重要性有進一步理解，是因為兩位總理巧妙地讓美國人想起了自己的歷史。

　　與西方進行有效溝通應注意以下幾點：

　　1、對西方人說話少用結論性、概括性的語言，多用事實，用數字說話。

　　2、西方記者感興趣的往往是那些有血有肉，有斗爭、有摩擦的故事，而不喜歡空洞的道理。所以，應多從具體事實入手，以小見大。不要用先概念后舉例的方式，這樣容易給人一種搞宣傳的感覺。

　　3、多用對方熟悉的歷史或名人名言做例子，這對他們有舉一反三的作用。

　　4、既講正面，也要講一些負面的問題。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無暇的。毛主席曾說過：“我們應注意自己的宣傳，不應吹得太多，不應說得不適當，使人看起來好像有強加于人的印象。”講負面的東西往往能達到正面的效果。西方人認為只講一面是不客觀的。

　　　另外，應少用“行話”、政治術語和專業術語。中國的“行話”、政治術語比較多，如“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三農問題”、“財政定額包干制”、“小康社會”、“抓大放小”、“五講四美三熱愛”、“三來一補”、“資金體外循環”、“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等等，不一而足。外國人聽后往往不知所云，如墜五里霧中。有時候即使把翻譯成外語，因為很抽象，外國人也不明白。

　　在有外國記者參加的新聞發布會上，應盡量要少用這些詞匯。一旦用了，就應該適當加以解釋和說明。萬不得已需要使用專業詞匯，也要說得通俗易懂。否則，記者沒有聽懂，如何進行正確報道？新聞發布會又如何能達到預期效果？

　　前外交部發言人吳建民說，有些地方發言人在對外宣傳本地情況時，就象向領導匯報一樣，大話多，調子高，虛多實少。他認為在現在對外溝通當中，這是很致命的一點。如有人對記者講，我們的開放是全方位的、多層次的。但“全方位“是什么意思？”多層次“是什么意思？卻沒有解釋。外國人到你這里投資，他的目的很清楚，是為了能夠取得更高的回報。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錢、資本往能夠取得更高的回報的地方流。你這個地方投資環境如何？發言人首先給人第一印象，從發言人身上看這個地方政府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思想是比較保守的，還是跟上時代發展的？發言人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

　　為了說服外國人特別是西方人，口號式的、抽象的東西應該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