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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白領”這個字眼還在滿世界的廣告詞里招搖的時候，肯坦然認為自己是白領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很明顯，這樣的白領生活，并非他們曾經想要的

　　本刊記者/曹紅蓓

　　“每天清晨，當我把藍色的胸卡往襯衣左邊的口袋一塞，騎上單車哐啷哐啷的時候，嘈雜聲讓全大院都知道，這個‘偽白領’又要上班去了。”一個在位于北京太平洋電腦大廈內的網絡公司上班的小伙子在自己的博客中這樣描述一天的開始。

　　事實上，當“白領”這個字眼還在滿世界的廣告詞里招搖的時候，肯坦然承認自己是白領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在從同一幢高檔寫字樓里走出的面貌相似的人們中間，月薪兩三千的，認為掙七八千的才是真正的白領，掙七八千的，認為掙一萬以上才是白領，而掙一萬以上的，則反過來認為那些掙兩三千的才是白領。到底誰是白領？大家為什么對“白領”身份如此不自信？

　　體制外的“先行者”

　　根據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白領》一書中的描述，白領為科層制中非體力勞動的雇員。在美國，政府官員、銀行職員、教師、推銷員和辦事員等都是白領的傳統職業。

　　然而這并非白領的中國含義。雖然早在80年代初，白領一詞就在民間用來指外企雇員，但學界認真考慮白領的意義，是在90年代末期。“在中國，白領是一個活的概念：誰是白領，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人群會有不同的理解。”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前系主任謝遐齡回憶，1997年他以白領為目標做社會調查時，課題的名字還不敢用“白領”，而以“城市里的新興管理人員”代替。

　　他在做第一次關于“誰是白領”的調查時，國營企業的管理人員一致否認自己是白領。謝遐齡認為，中國白領一開始就打上了體制外的烙印。雖然現在體制內外的界限已經變得模糊，但這個烙印的影響依然深刻。白領俱樂部網站負責人秦偉說，俱樂部明確吸納事業單位員工和政府公務員，但事實上這兩類會員所占比例仍然非常小。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院長楊河清認為，白領既是職業群體，也是社會階層。低階層的人有時用“白領”來指所有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而上層人士卻不承認白領也屬于上層。

　　綜合學界的幾種主要觀點，目前中國的白領人群應大致滿足這樣一些基本特征：非體力勞動的、高等教育背景的、較高收入的、多半是體制外的、多半是受雇于人的。

　　壓力之下顧不上太多“面子”

　　過去一提到白領，總是和體面、高級、風光等感覺聯系在一起，然而，現實中越來越多的白領卻用真實生活展現著另外的圖景。在城市中擦身而過，他們僅僅是平凡路人、甲乙丙丁。

　　白領的平凡首先體現在收入上。白領的收入，尤其是作為龐大白領隊伍基座的普通文員的薪水，已經與他們所謂體制內的對應者或者藍領工人相差無幾，甚至更低。上海白領俱樂部接納會員的收入底線是月薪2200元，而上海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和合資企業中，普通工人的年收入也可以達到7至10萬。中層白領靠貸款消費支撐著房屋、汽車等龐大的固定開銷，而低層白領不僅自己存不下錢，還要依靠父母資助。

　　白領的生活圖畫更加家常化了。地鐵里蒼白疲倦的臉、小飯館里扎堆吃工作餐的三五同事，都成為白領新的招牌形象。年輕白領通常花幾百元與人一起合租房子，收集各種飯店固定時段的優惠券，名牌衣飾不打5折不買。與此同時，一些傳統的白領價值觀不再為人推崇。《時尚》雜志社公關經理徐聰原先是一個過去意義上的標準白領。來《時尚》半年后的9周年社慶酒會，讓她有豁然開朗之感。那天，她做了一個夸張的發型，穿一條白桌布似的鏤空長褲，引來眾人的贊嘆。老板稱許她：“這多好！以前我還以為你挺白領的呢。”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學生針對白領消費觀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無論是服裝，還是其他類型的消費上，當下白領都趨向務實、隨意，不會為了面子委屈自己。

　　在這個年代，白領幾乎成了“脂肪肝和早衰的代言人”。來自零點指標數據網的《2003年白領工作壓力研究報告》表明，近三分之二的公司白領表現出需要問醫的心理疲勞癥狀，其中，“在太短的時間有太多事情要做”和“不得不迫使自己跟上新科技或本領域的發展”被并列為首要工作壓力來源。壓力之下，年輕白領玩命工作，一些80年代曾經輝煌過的老白領現在跟不上了。

　　在過度推崇后名望下降

　　實際上，美國在上世紀40年代后期，白領階層收入和社會聲望的下降趨勢就已經很明顯了。到90年代，男性白領們與在經濟衰退的70年代初工作的人們相比，每小時平均工資僅增長了6美分。米爾斯在著作中說：“白領人士向各種高級因素借用名望的傾向非常突出。”而那些“白領群體成功地要求比工資勞動者享有更高名望的根基”本來就是“脆弱和含混”的，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白領的社會聲望必定會下降。更何況，在中國，白領的社會經濟地位確實曾被過度推崇。

　　零點調查公司總裁袁岳介紹，北京的白領人口大概占18% ，而全國總人口中白領的比例連3%都不到，中國其實還是一個典型的藍領社會，但正因為在這樣的貧窮社會中，操作型工作者普遍被蔑視，白領“美好生活”的虛假概念甚至在農村都有廣泛的影響。

　　90年代中期之前，大學生一畢業就是國家干部。而向市場經濟轉型之后，經濟本位思想的流行使大學生的就業目標很快從“國家干部”轉向了“城市白領”。“1997年高校開始擴招后，國家政策作為宏觀環境與家長孩子作為行為主體從兩個不同的方面不約而同地強化了高等教育目標的白領職業幻影。”袁岳說。

　　袁岳稱，從職業結構的角度來看，藍領、高級藍領、普通白領、高級經理人在數量上組成了金字塔型結構。高級藍領不發展，就很難養活足夠的辦公室人。高校大舉擴招的結果，必然造成白領人才的貶值。

　　2002年，大學畢業生見習期結束后的正式月薪達到高峰的4000元，而到了2003年，第一批大規模擴招后的學生進入職場的時候，起薪降到了1500-2000元。楊河清認為，現在的低工資，有點矯枉過正。高等人力資本投資過高，造成的社會壓力，勢必在方方面面顯示出來。

　　楊河清傾向于把白領的“家常化”解釋為白領內部結構產生分化的結果。以外企人才為例，北京外企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張艷珍說，20世紀90年代以前，語言是外企人才所需的核心素質，后來在語言能力之外，又加上了國際貿易知識，到90年代中后期后，外企的本地化程度更高，多職能，多層次的人才結構建立起來了。相應地，根據不同的職務、績效，薪酬體系的級差很大。

　　楊河清認為，眼下白領的起薪雖低，但是提升快，而這是藍領和農民工不可能獲得的機會。從這個角度上說，白領的“家常化”也是市場化下的人力資源體系從初級向高級進化的表示。(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