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慶師范大學學生違紀處理管理規定》(以下簡稱《管理規定》)正在該校試行，其中“發現當三陪、當二奶、當二爺、搞一夜情的將開除學籍”的規定，在學生中引起軒然大波。(《重慶晚報》6月28日)

　　我國著名性學專家李銀河認為，成年人有處置自己身體的自由。在我看來，這觀點比較激進，但不乏深刻。我認為，除了強迫的性行為以及涉及無民事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的兒童外，在性的問題上，對他人產生影響和對公序良俗會產生破壞的行為也應當禁止。因此，學校嚴令禁止當三陪、當二奶、當二爺這些行為，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搞一夜情的將開除學籍”，卻值得商榷。

　　除了少數實證法學派主張法律就是“主權者的命令”外，大多數西方法學家，都承認道德與法律的天然聯系，道德也是法律的主要淵源之一。諸如故意殺人罪、盜竊罪、搶劫罪，都是由道德規范中不能殺害他人身體、不能偷他人東西等等演變而來。問題的關鍵在于，什么樣的道德可以“入法”，什么樣的道德只能作為道德規范，由輿論去調整。因此，確定一條界限特別重要。如果把學校制定的《管理規定》也稱之為廣義上的法的話，那么，就必須確定一條準則來判斷“搞一夜情”應不應當加入這一規定中。

　　上個世紀50年代初期的英國，社會上圍繞著同性戀和賣淫的倫理和法律問題發生了一系列公開爭論。1954年，以議員沃爾芬登為首組成“同性戀犯罪和賣淫調查委員會”向議會提交一份報告，建議改革有關同性戀和賣淫的刑法。建議包括：(1)廢除制裁同性戀的刑法；(2)不把賣淫作為犯罪懲罰，但應通過立法，禁止公開賣淫。該委員會認為，一、法律的作用是維護公共秩序和體面，保護公民免受侵害。如果成年人是私下而且是自愿地同性戀，就不存在公共秩序和體面問題，因此，法律不應當懲罰同性戀。二、必須留有法律不介入的私人道德和不道德的領域，應當給予個人就私人道德問題作出選擇和行動的自由。干預公民私人生活或試圖強制特殊的行為模式，對于實現法律的目的來說，并非必要。這一報告引發了一場論戰，論戰的主角分別是德富林(保守派)和哈特(自由派)。哈特主張要區分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最低限度的道德標準和其他道德的要求。只有那些違反公共道德和最低限度標準的道德(如殺人、盜竊、搶劫等威脅人類共同生存、發展的道德要求)才可以“入法”。

　　在我看來，哈特觀點，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一方面，要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自由，防止政府和其他公共組織的權力過度侵入公民私人生活；另一方面，也要維護共同的生活秩序，維護公共利益，使社會良性發展。那么，對于學生“搞一夜情”是否應當在《管理規定》的范圍內，并且是否要處以“開除學籍”的處分，就有一個判斷標準。在我看來，學生“搞一夜情”是在私人的場合，不存在影響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情形；其次，這是一種自愿行為，沒有被害人，不對他人的利益產生侵害；最后，這種行為通常不帶有商業性，對于公序良俗的侵害和影響很小。這種行為也許是不道德的，但僅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因此，不應由法律來調整(包括學校的強制性規定)。

　　實際上，很難判斷學生是否“搞一夜情”。該校學生處張老師稱，他們主要是依賴公安機關，一旦公安部門對事實認清后，學校就會做出相應處理。但是，就是公安機關也沒有權力處理不涉及交易、非商業的性行為。那么，學校如何來判斷什么是學生的戀愛，什么是“搞一夜情”？沒有一個可判斷的標準和處理程序，公民的權利就很容易遭受粗暴的侵犯，而以往的經驗證明，“道德君子們”良好的愿望往往結出的苦澀的果實。

　　從學生懷孕被開除到“搞一夜情的將開除學籍”的《管理規定》出臺，學校一次一次地充當著維護道德的急先鋒，可是，在一個道德多元化，越來越強調公民權利保護的社會，僅僅靠一紙規定和背后的強制力，能行嗎？

　　(來源：中國青年報；楊濤；原文標題：一夜情、管理規定與“道德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