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29日電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最新一期《財經》雜志上載文指出，“揚短避長”地把高資源和資本投入的重化工業當做支柱產業，希圖通過其超常發展帶動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結果只能降低整體經濟效率，破壞持續較快增長的基礎，因此，走“重化工業化”道路有悖于中國的國情。

　　文章提出，在各國工業化的過程中，并不存在“重化工業化”的“必經階段”。那么，是不是中國存在著某種特殊國情，因而應當把重化工業當做帶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呢？

　　如果說中國存在有別于其他大國的特殊國情，那么這種國情的特點就是“人力資源豐富、自然資源緊缺、資本資源緊俏、生態環境脆弱”。按照比較優勢原理，在這種資源稟賦的條件下，中國顯然應當盡量以發展低耗能、低資本和資源投入，又能發揮人力資源豐富和中國人心靈手巧的優勢的產業為主要方向。倘不如此，“揚短避長”地把高資源和資本投入的重化工業當做支柱產業，希圖通過這類產業的超常發展帶動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結果只能降低整體經濟效率，破壞持續較快增長的基礎。

　　文章舉例指出，中國是一個能源極其緊缺的國家，如果像近年來這樣，大力發展耗能工業，甚至成為焦炭、電解鋁等高耗能產品的最大出口國，固然能夠靠勞動力和水、土、資金等資源價值的低估取得一定的賬面盈利，但按照真實成本計算，即使不考慮環境損害，我們得到的往往只是國民財富的凈損失。這樣的增長方式造成“消耗了大量資源，承受著環境污染，背負著‘傾銷’的惡名，利潤的大頭卻不在我們手里”的被動局面。

　　文章指出，片面強調以重化工業的發展帶動經濟增長，還帶來其他的消極后果。

　　首先，造成煤、電、油、運及其他稀缺資源的高度緊張。對煤、石油這樣的戰略性資源對外依存度的快速提高，對中國的經濟安全構成了威脅。

　　第二，加劇了生態環境的破壞。重化工業的過度發展，造成中國本來就很脆弱的生態環境的加速破壞，已經威脅到中國的基本生產條件和生活環境。

　　第三，放松了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換代的努力。實行優先發展重化工業的方針和與之相配套的淡水、能源、資本以及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低價政策，使企業滿足于低附加值、低盈利率產品的數量擴張，靠要素成本扭曲賺取利潤，而不是在市場競爭的壓力和驅動下努力實現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長此以往，將對中國產業發展造成嚴重傷害。

　　第四，增加解決就業問題的難度。中國農村有超過1.5億的富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到城鎮非農產業中就業，城鎮每年還有1500萬以上的新增勞動力需要就業。因此，增加就業是經濟工作的一項重要指導方針。然而，資源密集和資本密集的重化工業就業容量很低。近年來，許多地方集中物力和財力，發展大型重化工企業，結果加劇了就業問題。

　　第五，對重化工業的過度投資孕育金融風險。對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資本是一種十分寶貴的稀缺資源，必須高度珍惜。然而在近年來對城市建設和重化工業的投資熱潮中，無論企業還是各級政府機構，都靠商業銀行貸款進行大規模的投資。誠如識者所言，這樣的增長是一種“借來的增長”；在投資效率不高的情況下，極易造成銀行壞賬大量增加。在經濟周期的下行階段，潛在不良資產的顯現，還會引起金融系統的系統風險。

　　文章最后指出，目前中國反映投資效率的指標——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居高不下，已經達到某些東亞國家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高水平。正像麻省理工學院的克魯格曼教授所指出，采取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是引致東亞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殷鑒不遠，我們必須加倍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