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六月二十日電 為了向山西的一位省市區三級人大代表追討300多萬元貨款，北京博士倫把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然而，即便手執最高法院最有權威的終審裁定，博士倫在太原的“討債”行動仍然屢屢碰壁，歷經五年得到的答復依然是“請耐心等待”。

　　據經濟參考報報道，中美合資北京博士倫眼睛護理產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京博士倫”)與太原新世紀眼鏡店貨款糾紛一案，北京仲裁委員會于1999年2月5日作出(1999)京仲裁字第019號《裁決書》。根據該裁決書，新世紀應當在1999年3月7日前向北京博士倫給付所欠貨款人民幣3006918.08元、逾期支付貨款的利息人民幣277976.21元以及仲裁費人民幣59769.00元。由于太原新世紀眼鏡店未主動履行裁決書，因此北京博士倫眼睛護理產品有限公司于1999年3月8日向太原中院申請強制執行，并依法繳納了執行費。

　　然而到了1999年3月31日，太原新世紀眼鏡店反向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太原中院”)起訴北京博士倫，要求法院根據《銷售附加協議》判令北京博士倫向其補償供貨差價及其欠款利息共計人民幣2688255元，并承擔遲延補償利息人民幣1303303.6元。北京博士倫雖然對此案提出管轄權異議，但太原中院和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山西高院”)均駁回了北京博士倫的異議。太原中院一審判決北京博士倫償付新世紀人民幣2538015元。鑒于此，太原中院于1999年8月10日作出了(1999)并執字第101號《民事裁定書》，中止執行北京仲裁委員會(1999)京仲裁字第019號《裁決書》。北京博士倫不服山西高院駁回其管轄權異議的裁定，申請最高人民法院再審。2003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終審裁定撤銷了山西高院確認太原中院管轄權的裁定書和太原中院判令北京博士倫賠償供貨差價及其利息的一審判決。

　　此時，為盡快恢復執行程序，北京博士倫對太原新世紀眼鏡店展開了工商調查，發現新世紀工商檔案已不存在，在其初始登記的經營場所已經查無此店。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76條的規定：“被執行人為無法人資格的私營獨資企業，無能力履行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執行該獨資企業業主的其他財產”，北京博士倫于2004年3月1日向太原中院提交了《變更被執行人申請書》，申請太原中院變更新世紀的業主張云臺為本案被執行人，執行張云臺個人財產。但太原中院告知北京博士倫，盡管有上述法律規定，但該院在司法實踐中，從未變更過仲裁裁決的被執行人，沒有把握，因此，要請示省高院答復。此后，北京博士倫又于2004年12月14日委托律師向太原中院遞交了《恢復執行申請書》，要求立即恢復該案的執行程序，同時將該案的被執行人變更為新世紀的業主張云臺，執行其個人財產。而太原中院的回答依然是：正在等待省高院的答復，讓北京博士倫繼續耐心等待。

　　目前此案的執行工作再度“擱淺”。北京市華意律師事務所周杰律師告訴經濟參考報，太原新世紀的投資人張云臺系山西省人大代表。太原中院一位不愿意披露姓名的法官曾向他透露，2005年太原市人代會三分之一的人大代表對太原中院的工作報告投了不贊成票，其中執行難成了矛盾的焦點。因此法院上上下下對涉及人大代表或者人大代表所在企業的案件都特別慎重。

　　北京博士倫的一位外籍相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個案子本不復雜：仲裁裁決生效了，最高法院最有權威的終審裁定做出了，太原中院也恢復執行程序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又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同樣是生效法律文書，憑什么仲裁裁決書就不能變更被執行人呢？事實如此簡單，法律如此明確，太原中院還在等什么？連最高法院的判決都成為一紙空文，我們外資企業的合法權益又怎能得到保障！？

　　中國政法大學楊榮新教授認為，“造成‘執行難’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還是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政保護主義，而其中主要一個，是執行法院和執行法官要面臨‘錯綜復雜的關系’。”另有關法律專家向記者表示，法院執行難，近幾年成了社會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問題，也直接影響了社會對法院的評價。縱觀造成法院執行難的原因，主要有：一、立法對執行制度規定的缺失；二、被執行人無力執行或逃避執行；三、地方保護主義及法院執行不力等。

　　專家認為，要解決“執行難”的問題，最重要、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快制度創新，推進法院的執行體制改革。從法院執行的實踐看，強化高級法院對執行工作的領導權，已經成為破除地方保護主義的利器。如果能夠完善這一制度，那么，行政長官意志對執行工作的消極影響就有可能得以消除，很多賴賬不還的人就失去了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