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黑龍江省寧安市沙蘭鎮中心小學發生重大洪災，截至目前已死亡92人，失蹤17人之后，省長張左己表示，“作為省長，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請示中央給我處分。”這樣的表態，值得思考。

　　權力意味著責任。政府受人民委托、依靠人民提供的資源，管理公共事務，提供公共服務。因而，政府官員應當誠實地以民眾的最大利益為施政目標。據此，一旦自己所管理的部門或地區出現民眾生命或財產遭受嚴重損害的事情，主政官員就應當承擔法律責任或行政責任。即使夠不上這兩者，也需承擔政治和道義責任。

　　對于官員來說，承擔法律與行政責任反倒可能會比承擔道義責任更難。因為，法律和行政責任是被動承擔的；而道義責任則需要官員主動承擔。因而，官員有沒有對民眾負責任的意識，有沒有承擔責任的道德勇氣，就是至關重要的。

　　不能不說，我們的官場文化中還比較缺乏這種責任意識和道德氣氛。原因可能在于，官員主要是對上級負責，因而，官員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獨立的“官格”，自然也就難以形成責任意識。值得注意的是，近兩年來，官場文化似乎正在發生某種變化。

　　發生重大災難之后，部分高官自請處分或公開道歉，更有若干官員“引咎辭職”。

　　不過，承擔道義責任，既然是新出現的現象，其中難免有一些令人遺憾之處。比如，人們無法分清，官員究竟是主動引咎辭職，還是被上級勸說、甚至強迫辭職。部分法規、規章將引咎辭職制度化，更容易讓人將這種承擔道義責任的形式，錯誤地視為一種行政處分。而略加研究就會發現，大多數國家的法律中，并無引咎辭職的相關條文。這絕不是一種疏忽，而是因為，引咎辭職本來就不是一項正式的制度，更不是一種處分措施。它既然是以官員的道德意識為基礎的，當然只能靠不成文的官場慣例、靠輿論壓力來執行。

　　由于未能清晰把握引咎辭職的性質，因而，對于引咎辭職者的復出，很多人不能冷靜對待。比如，原中石油總經理馬富才出任新組建的“能源辦公室”副主任、因為一起火災而辭職的原吉林市市長剛占標出任“吉林省重點項目建設辦公室”主任，都引起人們廣泛爭議。其實，既然引咎辭職更多地是一種道義表示，引咎辭職就并不意味著官員的仕途就此到頭。

　　不過，在復出之時，不管是復出者本人，還是相關行政機關，似乎都有必要對公眾做出解釋。而目前幾位官員的復出，似乎都是悄悄進行的。這很容易讓公眾懷疑，行政機關是否在進行暗箱操作。因此而遭受損害的，不只是復出者的形象，也包括決定讓其復出的行政機關的信譽。

　　從高官公開道歉、自請處分到引咎辭職，官場確實正在發生某種變化。喚醒或者說塑造一種道德自覺意識，使之更為主動地承擔道義責任，乃是建立責任政府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一個只相信門路、權力和實利的官員，必會毫無廉恥地戀棧權位，而不可能反思自己的行為并產生愧疚自責心理。

　　不過，官員的道德自覺有助于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而規范官員行為，在制度層面上大有可以努力的空間。首先，從制度上確保民眾成為官員政績的日常評價者，讓官員感到，他的職位確實取決于民意。這樣，在自己私德存在瑕疵或管轄范圍內出現災難性事故后，他就自然會選擇體面地離開。同時，信息公開之下的道德壓力，能夠推動官員檢點自己的行為，在強制性的行政與法律責任之外，也意識到自己的政治與道義責任。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