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的高考移民風波近日似已塵埃落定。海南省教育主管部門5月17日宣布340人被取消報名，并在網上公開被取消的學生名單。而在高考前夕，這些因兩地重復報名而被剝奪報名資格的學生，突然被重新同意在海南省報考。從義正詞嚴到最終“食言”，不過半個月時間，其間無疑經歷了一個復雜的博弈過程。(6月5日《中國青年報》)

　　海南“高考移民”封堵令的發出，有足夠的政策依據。本來看似板上釘釘、無法更改的事情，竟然也會變。其實，這里面也透露了這么一個信息，對于高考移民問題的判斷，絕非一個簡單的是非判斷。

　　“高考移民”固然使本地考生的正當權益受到侵害，然而，當地考生憑借資源優勢或國家政策的扶持，在一些人看來就是一種不公平。北京升學率可以高達70%甚至更高，憑什么其他省份就只有50%。戶籍制度的客觀存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而導致的分數懸殊差距，誰敢說這又是正當的呢？在市場的作用下，高考移民用腳投票——這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投機行為，本身就是對現行高考制度的質疑。

　　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的矛盾，在幅員遼闊、地區差異性巨大的中國其實古已有之。據韓國歷史學者裴淑姬的考據，宋真宗年間，改比例解額制為固定解額制，由于各地解額不均，由此出現了固定解額較少州郡的士人紛紛到解額相對較寬的州郡去取解的做法，人稱“冒貫寄應”。明清以降，這種“冒籍”現象更為猖獗，“近年奔競之徒，利他處學者寡少，往往赴役投充增廣生員，乍冒鄉貴，隱蔽過惡，一概應試，所在教官僥幸以為己功，其弊滋甚。”中國科舉史上的“冒籍”現象，與今天的“高考移民”何其相似。

　　古代士子“冒籍”，由此而引起的官司和騷亂不少。統治者對“冒籍”者處罰其實不可謂不嚴厲，輕則發回原籍、革職查辦，重則問罪囚禁，甚至殺無赦。然而避難就易、想方設法冒籍到錄取率較高的省份去應試的，似乎并沒有因此被遏制，反而隨著配額的細化愈演愈烈。科舉的重要性在古代社會自不待言，“十年寒窗苦，蟾宮折桂枝”，范進中舉的欣喜而狂正是這種“冒籍”現象的最好注腳。當科舉成為惟一的“舉仕”途徑，圍繞這種制度的“道高一尺”，自然就有“魔高一丈”。

　　今天的高考也正是這樣，“一試定終身”的背后有多少辛酸和淚水。高考制度同古代的科舉一樣，成了普通老百姓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對于廣大農村學生來說，高考是他們跳出農門的最佳途徑，除此之外幾乎別無選擇。因此筆者以為，弱化高考的作用，拓寬公民向上流動的途徑才是首要之舉。

　　面對這種“高考移民”，有人曾提出應該取消分省定額的錄取制度。這樣爭論同樣古已有之，北宋中葉，歐陽修與司馬光引發的中國科舉史上有關南北舉額分配的首輪爭辯，就是圍繞憑才取士還是逐路取士展開的。結果又怎樣呢？宋元明清的史實證明，在中國的國情下，要做到“全國一盤棋”式的公平公正，只會引發更大的問題。地區發展的不均衡，古代統治者要鞏固中央集權，必然要通過政策傾斜來“照顧”邊遠省區。今天其實也是一樣，國家的團結和統一是個大問題。在發展不均衡的情況下，想通過“全國一盤棋”來“畢其功于一役”，顯然不現實。

　　世上沒有絕對的公平，“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對高考移民堵還是疏的爭論其實并無意義，只能說，封堵“高考移民”，功夫在“堵”外。

　　(來源：《中國青年報》冰點時評；彭興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