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世界的“四格漫畫大師”

　　筆者：看《關于上班這件事》，很難想象它出自一個只上過4年班的人之手，這讓我想到你當年畫《雙響炮》大談夫妻關系的時候還是個單身漢，畫《醋溜族》描繪新新人類生活的時候已經年過三十。為什么會有這些錯位，是旁觀者清嗎？

　　朱德庸：觀察就夠了。每個人都有家庭，都有父母、親戚、鄰居、朋友，甚至滿街的陌生人，都可以成為創作的素材。生活里我像普通人一樣，逛街、吃飯、看電影，在這些過程中自然會接觸到很多人，時間一長就會有感觸，就會有話要說，而不是事先設定一定要畫什么，創作是一種順其自然的狀態。

　　筆者：去年你曾跳脫四格漫畫，以淡彩不定格的形式，創造了叫好叫座、兩岸熱銷30萬冊的《什么事都在發生》。現在，你又以行動粉碎“不再創作四格漫畫”的傳言，推出以上班族為主題的新四格系列。你認為現在更重要的是進一步鞏固“華人世界最暢銷的四格漫畫大師”的地位呢，還是尋找新的突破？

　　朱德庸：當初采用四格漫畫是因為我喜歡清楚、簡潔、一針見血的表達方式。在《什么事都在發生》里，題材擴大到表達人生的困境，用四格還是不定格，這是題材和內容決定的。但我不會放棄四格漫畫，因為它的挑戰性非常高，很符合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可以讓大家及時感受到幽默；另一方面，我對四格漫畫還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很希望這種漫畫形式能夠傳承下去。

　　筆者：但總是畫四格漫畫很容易給人一種重復自己的感覺，事實上已經有人在批評你，說你的作品也開始追求商業利益，對此你怎么看？

　　朱德庸：我的《雙響炮》是談婚姻的，《醋溜族》是談新新人類的生活觀念的，《澀女郎》是談單身女性的情感和生活狀態的，去年的《什么事都在發生》是談人生困境的，這次《關于上班這件事》是談上班族的酸甜苦辣的，對我來說，題材并沒有重復。但我的畫永遠脫不開“人”的主題，世界上惟一讓我感興趣的就是人，而人最讓我感興趣的就是人性。

　　從“小眾”走向“大眾”

　　筆者：從《澀女郎》開始，你的作品爭相被搬上熒屏，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收視率，眼下你的兩部新作也已經授權投拍電視劇，這是否意味著你的作品從“小眾”走向了“大眾”？

　　朱德庸：授權拍電視劇可以說是我推廣漫畫的一種實驗，想通過電視劇這個擁有更多受眾的載體，證明漫畫還是很有可為的。但《粉紅女郎》我只看了10集，《雙響炮》我一集都沒看。電視劇是再創作，和漫畫不能畫等號，因為載體不同。我本身從事創作，對另外從事創作的人會有足夠的尊重。

　　筆者：你25歲成名，事業、家庭，該有的都有了。而你卻一再提到“人生的困境”，這讓人怎么理解？

　　朱德庸：其實任何人都會遇到困境，只是不同而已。人生總是不斷選擇，不同選擇會帶來不同程度的困境：順從老板，還是堅守己見？結婚，還是單身？帶著面具，還是以真性情待人？我自己最大的困境發生在1997年左右，那段日子印書像印鈔票一樣，但工作太多，違反了自然。我從前畫畫很快樂，完全沒想過能賺多少錢。當一切慢慢變質，畫畫已經不能帶給我滿足感時，我開始整天板著臉，懷疑人生，包括畫畫本身和它帶給我的成功。活到四五十歲，人生會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往回走一條很久以前已該走的路；一是繼續前行。我運氣很好，一直在做自己喜歡的事。

　　把沉重的哲學語匯玩笑化

　　筆者：人生困惑聽起來很沉重，但你說漫畫家是“賣笑”的，希望自己能以幽默的筆觸來詮釋這個沉重的話題。你是怎么把沉重的哲學語匯玩笑化的？

　　朱德庸：很多人認為我很悲觀，在我的作品里愛情不牢靠、婚姻那么慘、男人喜新厭舊、女人拜金主義。其實任何事物都有美好的一面，但我要觸摸的卻是容易隱藏而又實際發生的一面。讀我的作品的人，大笑之后，往往會反省自己的婚姻、愛情。我認為，能讓人反省的絕對是積極的，樂觀的，把不好的隱藏起來才是悲哀的。當我們的生活充滿幽默的時候，你生活的感覺就會回來，幽默可以彌補許多人性黑暗和負面的部分，是對無奈人生的一記重拳。

　　筆者：你曾經自嘲名人的生命只有3秒鐘，在你看來，生活中的快樂滿足和所謂的“成功”有因果關系嗎？

　　朱德庸：我覺得沒什么關系。很多人說人生如演戲，名人是在臺上滿足臺下的觀眾。比如一個人走在路上看見我，說，那人是朱德庸，然后回頭對同伴說，走吧，我們去吃火鍋；或者一個女人回家告訴丈夫，今天下午我看見朱德庸了哦，丈夫說，哦，是嗎？我要去上廁所了。其實我的生活很單純，基本上沒有去享受所謂的名人生活，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里畫畫或是逛逛街。現在生活對我最重要，沒有生活就沒有創作，沒有生活我就不會快樂。

　　朱德庸小傳

　　朱德庸，臺灣著名漫畫家，1960年生于臺北。系列作品《雙響炮》、《醋溜族》、《醋溜CITY》、《澀女郎》等風行海內外，在大陸的銷量已達百萬冊以上。作品以觀察的犀利、表現的毒辣、內涵的幽默和筆鋒的簡潔而著稱，被稱為“專以四格漫畫顛覆愛情、批判婚姻的怪胎”。

　　(稿件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作者：吳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