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陳云同志誕辰100周年。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在這次轉折的醞釀、準備到實現、完成的整個進程中，陳云同志發揮了具有決定意義的作用，作出了獨特的歷史貢獻。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為實現歷史轉折提供了準備條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陳云從組織上和思想上對“兩個凡是”發起了強有力的沖決。這具體表現在：

　　第一，在1977年三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沖破“禁令”，帶頭公開提出讓鄧小平重新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從組織路線上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組織基礎。粉碎“四人幫”后，恢復鄧小平的領導職務本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可是，華國鋒卻以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為由，遲遲拖延不決，甚至還下了兩條“禁令”：“有兩個敏感問題：一個是小平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一個是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問題，希望各組討論的時候不要觸及。”

　　面對華國鋒的兩條“禁令”，陳云毫不動搖，仍按會前同王震等老同志的約定，向上海代表團遞交了會前寫好的書面發言稿。他指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恢復鄧小平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粉碎“四人幫”后面臨的兩件大事。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陳云的書面發言表現了他巨大的革命勇氣。在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努力下，華國鋒迫于形勢，表示“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陳云在組織路線上帶頭否定“兩個凡是”，沖破華國鋒設置的障礙，對鄧小平重返中央領導崗位發揮了積極促進作用。這樣，解放思想、撥亂反正有了統帥，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黨的偉大歷史轉折，有了堅強有力的領導。

　　第二，1977年9月，陳云與鄧小平否定“兩個凡是”相呼應，倡導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從思想路線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鄧小平提出要“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

　　陳云把實事求是提到根本思想路線的高度，指出：“實事求是，這不是一個普通的作風問題”，“……是否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實際上是區別真假馬列主義、真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標志之一。”(《新華月報》1977年第9期，第81、84頁)他與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老革命家同鄧小平相呼應，從思想路線高度批駁“兩個凡是”。這啟發和推動了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展開，為恢復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作了思想準備。

　　第三，支持真理標準討論，并著手于經濟、組織領域的撥亂反正。在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中，陳云同鄧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一樣，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堅決支持這場討論。不僅如此，他還在經濟工作和平反冤假錯案等方面，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開始撥亂反正。陳云同鄧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共同努力，使得真理標準討論的過程不僅是理論上正本清源的過程，而且也是實踐上撥亂反正的過程，有力地沖決了“兩個凡是”的禁錮，促進了思想解放，從政治、思想、經濟、組織等方面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歷史轉折的實現作了充分準備。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上：審時度勢，突破原定議程，因勢利導，促成歷史轉折的實現

　　1978年11月10日起，召開了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的中央工作會議。陳云以老革命家特有的政治敏銳性看到，鄧小平提出的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個中心思想，已經成為全黨的共識。而當時影響安定團結局面的鞏固，影響實現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的主要障礙，是“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歷史上遺留的一些重大問題沒有解決。而捂住蓋子、影響這些問題解決的，正是提出和推行“兩個凡是”、阻撓和壓制真理標準討論的幾位中央領導。

　　陳云審時度勢，于11月12日在東北組發言，率先提出“堅持有錯必糾的方針”，并列舉了六個應該由中央考慮和決定的重大歷史問題：(1)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陳云指出：他們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2)把從反省院履行出獄手續出來的同志和派到敵偽政權中任職的同志定為叛徒的問題。他認為，不解決這些同志的問題，是很不得人心的。(3)陶鑄、王鶴壽等七七抗戰后由我們黨向國民黨從監獄中要出來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為叛徒，或者在結論中留有“尾巴”。這種不正常的狀態，應該結束。(4)彭德懷同志對黨貢獻很大，他的骨灰應該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5)天安門事件是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不同意批鄧小平同志。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6)康生“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顧問，錯誤是很嚴重的，中央應該在適當的會議上對其錯誤給以應有的批評。

　　這些問題的提出，從而有力地揭開了被捂住的蓋子，又一次帶頭突破華國鋒原先設定的議程，抓住了歷史轉折的關節點，揭開了歷史發展的新篇章，改變了華國鋒預先設定的會議進程。這是得到廣大干部群眾支持的、團結在鄧小平、陳云周圍的黨中央多數，同提出和推行“兩個凡是”的居于少數的錯誤領導進行斗爭的結果，是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去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結果，是政治路線、組織路線轉變的標志。事后，鄧小平曾在不同場合多次充分肯定了陳云的意見。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陳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擔任中央副主席，這樣，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鄧陳合作”為特點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從而為領導全黨完成這次偉大歷史轉折的任務，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確立了組織保證。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為領導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勝利完成歷史轉折的各項任務，打開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發揮了重要的、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打開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在這一過程中，陳云繼續發揮了重要的、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第一，在國民經濟的調整方面:(1)率先提出國民經濟調整的任務。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在國務院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由陳云任主任。針對“文化大革命”破壞和華國鋒搞“新躍進”造成的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陳云同李先念聯名給中央寫信，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的意見。鄧小平贊成和支持陳云提出的調整方針。中央政治局同意陳云的意見，決定用三年時間進行國民經濟調整。

　　(2)明確規定國民經濟調整的方針、政策。陳云于1979年3月25日主持國務院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進行部署。他強調：經濟調整是步伐調整，該踏步的踏步，該下的下，該快馬加鞭的快馬加鞭。在陳云的提議下，4月5日至28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稱為“新八字方針”)。

　　(3)批評“左”的錯誤，力主繼續進行經濟調整。實踐證明，陳云提出和貫徹的以調整為中心的“新八字方針”，對國民經濟繼續進行調整，對于經濟工作指導思想的轉變、國民經濟各種重要比例關系的平衡、經濟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關于《歷史決議》的起草。三中全會后不久，《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被提上了日程，陳云始終關注這項工作。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提出起草《決議》的三條基本要求，指出其核心是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在此過程中，鄧小平曾親自前往陳云處聽取建議。陳云為圓滿地解決《歷史決議》起草中的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主要體現在：(1)贊同、支持鄧小平提出的三條基本要求，這是決議成功的關鍵。(2)強調對毛澤東的功過,對建國以來工作中的錯誤,要寫得準確、切實,要“敲定”。(3)要講毛澤東的主要錯誤，分清責任。(4)提出重要建議，圓滿解決了《決議》的核心問題——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陳云與鄧小平在起草歷史決議指導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對如何寫好歷史決議，互相支持，互相補充，互相生發，使《決議》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并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獲得一致通過，標志著黨的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勝利完成。

　　第三，完成中央人事調整，逐步解決交接班問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云支持鄧小平的意見，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人事調整，采取只進不出、只上不下的方針。而解決黨中央領導的交接班問題，是陳云關注的一個重點。陳云認為解決問題的一個重要措施是成立中央書記處。他指出：“成立中央書記處，這是黨的一項重要的措施。這個事情非常緊迫，非常必要”(《陳云年譜》下卷，第256-257頁)。這得到了鄧小平的贊成和支持。

　　五中全會成立中央書記處以后，陳云又進一步提出“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這是個戰略問題，是決定我們命運的問題。”陳云富有戰略目光的決策和為培養選拔中青年干部、解決交接班問題所確定的方針政策措施和進行的具體工作，創造性地解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重要而艱難的課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興旺發達，為社會主義中國的長治久安，提供了組織保證。

　　總之，在實現偉大歷史轉折、打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路的歷史進程中，陳云發揮的作用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別人無法替代的。

　　【轉載自《北京日報-理論周刊》；作者:程中原系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