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前年是SARS，去年是禽流感，今年是口蹄疫。公共衛生問題的應急和預防，中國有了哪些變化？

　　5月28日上午11時許，大約十一二歲的田雨趴在北京延慶舊縣鎮北京市建雄集團養牛場緊閉的大鐵門上往外張望，鐵門上粘貼的“本場防疫，謝絕參觀”的字樣清晰可見。

　　就在前一天下午，中國國家首席獸醫官、農業部獸醫局局長賈幼陵向外界報告：4月上旬以來，山東泰安、江蘇無錫、新疆和布克賽爾、北京延慶、河北三河，相繼發生亞洲I型口蹄疫疫情。

　　前年發生SARS，去年發生禽流感，今年是口蹄疫，期間，前兩年的流行疾病在次年又均有一定反彈。但中國農業大學一位權威專家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單以疾病而論，前年的SARS屬于偶然；而后兩種疾病古已有之，只是這兩年爆發而已，其中并無必然的邏輯聯系。

　　疫區

　　從5月5日、6日，舊縣鎮的大柏老村和相鄰沈家營鎮的后呂莊村發現口蹄疫疫情以來，田雨的爸爸媽媽所在的舊縣鎮建雄集團養牛場，已經與外界隔絕了20多天。

　　當被問及養牛場有哪些消毒措施時，養牛場看門大爺指著院內大鐵門正前方3米見方的一個淺淺的水池說：“送奶車進來的時候，會進行消毒”。

　　雖然正值周六，舊縣鎮人民政府辦公大樓213室里，六七名工作人員仍在開會探討“牛位、牛舍的租賃方式”等問題。當被問及前一天農業部通報的口蹄疫疫情時，一名工作人員回答說，“主管此事的司書記不在”。

　　“這兩天過了勁兒了，前一陣大隊安排供銷社門前有站崗的。外地的車不讓進，進來的人和車都要消毒。”舊縣鎮的一位村民說。供銷社處于進入該鎮的要道上。

　　坐在附近路邊的57歲的大柏老村唐姓村民也因封鎖要繞路回家。他說，大柏老村的養牛小區有5個分舍(另一種說法是七八個分舍)，都集中建設在村邊，相隔很近。首先出現異常的是第四分舍，那里的牛開始“不吃草”，后來畜牧專家來了，“怕傳染，都弄死了。”后來第五分舍的牛也出現了同樣的癥狀，但據唐講，“第五分舍也有一部分牛被弄死了。”

　　一戶姓齊(音)的村民說，小區出事之后，村子里養奶牛的散戶在半個月的時間里被要求全家人不能出院子，“大隊給這些家送菜、送油，都是免費的，就像非典的時候一樣。”

　　這家的主婦指點給記者看窗臺上擺的四大瓶“抗毒5號消毒液”，該消毒液的說明上寫著：對預防烈性傳染病，如禽流感、口蹄疫及新城疫及一般傳染病有特效。“大隊隔一天送一回，好幾種藥，還有粉狀的滅毒威和一種據說幾百塊錢的進口藥。”

　　舊縣鎮所管轄的大柏老村緊挨著的，就是沈家營鎮的后呂莊。路邊地里干活的一位中年婦女說，牛舍里“病的牛就殺了，沒病的沒殺。”

　　“養牛小區也殺了五六百頭牛，都埋在北面的河套子里了。”家里沒養奶牛的后呂莊一位婦女說。

　　變化

　　對口蹄疫的大規模封鎖的一些措施，在一些專業人士看來“矯枉過正”，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陸生動物衛生標準委員會主席亞歷山大·希爾曼在接受本刊采訪時委婉地指出，這沒有必要，掐掉源頭即可。

　　聯合國糧農組織北京代表處的一位工作人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中國政府能夠在北京代表處提出問詢之后，馬上向我們通報疫情，已經做得不錯”。

　　此番口蹄疫疫情，發生在前年的SARS和去年的禽流感之后，中國政府的反應和作為，備受外界關注。

　　SARS爆發，是中國社會轉型的標志性事件。兩年來，學界的共識逐漸被社會各界接受。溫家寶總理在200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承認：“非典疫情蔓延，集中暴露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協調的問題。”

　　SARS后，中國采取了一系列加強信息透明，健全防疫體系的行動。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和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在接受本刊采訪時均表示，中國政府在信息透明、與國際組織合作等方面都有進步。

　　“前年很不透明，去年也難如人意”，OIE陸生動物衛生標準委員會主席希爾曼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但今年中國政府主動向我們進行了通報”。

　　相對于前年SARS初期的失序，在有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后，中國內地在啟動預案時較為有序。本刊記者赴北京市延慶縣舊縣鎮的大柏老村和沈家營鎮的后呂莊村的口蹄疫疫情爆發區采訪，養牛農戶所反映的情況表明：賈幼陵的“防范控制說”并非虛言。例如，每頭奶牛6000元的補償款迅速到位，沒有拖欠。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方人士還說，此外，政府在動物性疾病方面的防治經費發生了從數億、十數億、百多億的變化，相對應的時間分別為SARS前、SARS中和SARS后。這位官員算了一筆賬：SARS中國直接損失500億元，整體損失超過1500億元。若以現在的投入，假使執行有序，有望在十數年內將若干種流行性動物疾病從內地根除。

　　“動輒在事后啟動預案，社會成本太高”。他說。

　　農業部的一位權威專家說：“70%的人類傳染病從動物而來。”(另一些專家認為，應為50%～60%)。有事實表明，這番話受到了高層重視，政府在動物傳染病方面的工作已開始從事后救治轉向事前防治。

　　痼疾

　　盡管如此，目前仍不能說中國已有一個完備的體系。此次應急中的反應，各級政府和各個部門間的一些步調不一，仍然成為外界質疑的依據。

　　在動物防疫和公共衛生方面，業內人士人所共知的“混亂”依然存在：多個政府部門均可對動物疾病控制發表指示。

　　“承擔責任時，法不責眾”。中國農業大學專家表示，根本的改善不能指望協調，而是要基于法律的步調一致。

　　以動物防疫為例，據本刊了解，目前僅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已難以規范這一領域，農業部已起草好《獸醫法》，但由于不屬于十屆全國人大的5年立法范圍，通過可能要在2008年之后的下一個5年。

　　而一名相關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農業部獸醫局一共24名工作人員，藥政處只有4人，無力應付大量繁雜的事務性工作。

　　這些編制和體制的問題，并不需要等到《獸醫法》的出臺才可實施。重慶市方面做了一些嘗試。在當地，原來的5個相關事務部門合一為獸醫總站，效率提高了很多。但這一做法是否能推廣到全國，未見定論。

　　據一名知情人透露，口蹄疫爆發之后，學界已經向國務院提供兩個意見，其一，信息應該更加公開透明；其二，變事后的群眾性運動方式救治為事前的工作監督。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楊中旭 胡玲 馮亦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