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東京審判不是單純否定一次審判的結果，而是要否定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針對日本政要否定東京審判的言論，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研究部主任唐曉輝、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副教授宋志勇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強調指出，東京審判的正義性、合法性不容否定。

　　東京審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反法西斯同盟國，對在日本政府策劃、準備、發動和實施侵略戰爭中起過重要作用、擔負主要責任的人物，進行的國際軍事審判。

　　“國際社會采取法律手段對破壞人類文明的戰犯進行審訊和制裁，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創舉。”唐曉輝說，東京審判對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性質的認定和對戰犯戰爭責任的追究與判決，符合國際公約和國際法準則，符合世界各國和人民的利益，符合人類對和平與正義的追求。

　　唐曉輝介紹，東京審判從法庭憲章的起草與公布、法庭的組成、對戰犯的審判，直到認定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性質和對主要戰爭罪犯的懲治，都具有不可辯駁的法理依據。

　　東京審判在兩年七個月的審理過程中，盟國并沒有以戰勝國的姿態對戰爭罪犯以主觀、武斷的判決，而是以國際法為根據，在大量的人證、物證的基礎上，在給予戰犯以充分的自我辯論的基礎上而作出的法律判決。“這一點已經得到世界的公認。”唐曉輝說。

　　東京審判不僅從法律的角度認定了日本發動的對中國、東南亞和美英等國戰爭的侵略性和非正義性，而且通過審判日本主要戰犯，公開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戰爭暴行，尤其是侵華14年間在中國所犯下的罪行。宋志勇介紹，在法庭上，戰時日本曾嚴密封鎖的“南京大屠殺”等駭人聽聞的戰爭罪行被揭露，為審判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也為歷史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

　　“從政治角度看，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一樣，對于制止侵略戰爭、保護正義力量、倡導世界和平、促使用戰爭以外的方式解決爭端等起到了積極作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宋志勇說，東京審判向全世界宣告，策劃、發動侵略戰爭是違反國際法的犯罪行為，參與戰爭犯罪的人，要對侵略戰爭負責。

　　專家們認為，東京審判是一場嚴肅、正義的審判，它懲罰了戰爭罪犯，維護了國際法的尊嚴，為人類和平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專家同時指出，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東京審判也存在著不足之處。一是審判虎頭蛇尾，留下了許多政治后患。由于戰后國際形勢和美國遠東政策的變化，東京審判只對28名甲級戰犯進行了審理和判決，對已經逮捕的其他90名重要戰爭嫌疑犯陸續予以釋放，致使這些在策劃、發動侵略戰爭中擔負主要或重要責任的戰爭嫌疑犯再次回到社會，繼續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發揮重要影響。二是沒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戰爭責任，從而造成日本一些政治勢力和民眾長期拒絕對戰爭進行深刻反省和懺悔，政治上長期右傾化。

　　宋志勇認為，日本政府和日本社會對東京審判的看法和態度，反映了日本的政治走向和歷史觀。從東京審判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日本國內雖然也有否定東京審判的言論，但并未形成氣候。進入80年代以后，隨著日本政府要對戰后政治進行“總決算”，否定東京審判的思潮逐漸抬頭，并在社會上有了一定的市場。90年代以來，日本努力爭當政治大國，認為東京審判的結果有損于日本“政治大國”的形象，開始變本加厲地攻擊東京審判，使否定東京審判的思潮充斥到了政治、思想、學術、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

　　專家指出，日本國內這股否定東京審判、為侵略戰爭翻案的思潮，已經產生了惡劣影響，將對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產生消極影響。“日本右翼勢力企圖否定東京審判的逆流不容忽視，應該引起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亞洲國家的重視。”唐曉輝說。(完)

　　新聞背景：東京審判

　　1946年1月19日，經盟國授權，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頒布了《特別通告》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宣布在東京正式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

　　1946年4月2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東條英機等28名甲級戰犯正式起訴。5月3日，法庭召開第一次公開會議，開始審理東條英機等戰犯的罪行。3日至4日，首席檢察官宣讀42頁的起訴書，歷數了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間，被告所犯的反和平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等。

　　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始，到1948年11月12日結束，前后持續兩年多，共開庭818次，有419名證人出庭作證，受理證據4336份，英文審判記錄48412頁。從1948年11月4日起宣讀長達1231頁的判決書，到12日才讀完。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終判處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絞刑，木戶幸一等16名甲級戰犯無期徒刑，2名甲級戰犯分別被判處20年和7年有期徒刑。另外3名甲級戰犯，一名因患精神病中止審判，另外兩名因在審判期間死亡免于追究。1948年12月23日凌晨，東條英機等7名戰犯被絞死在東京巢鴨監獄的死刑架上。

　　(據新華網；張釗李宣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