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標準，是社會各界呼吁多年，卻一直沒在法律上得到解決的問題。盡管今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將《個人所得稅法(修訂)》作為安排審議的法律草案，修訂后將對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做出調整，但新稅法出臺仍需時日。因此不少地方，尤其是經濟發達的大中型城市，不等新稅法出臺就紛紛提高了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其中廣州、深圳提高到1600元、北京1200元、上海1400元等。這種做法是否違法，社會上存在爭議。(5月23日《新京報》)

　　800元的扣除標準自1980年起就開始實施，25年一直未變，顯然早已不適應我國經濟發展和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正如很多人抱怨的，在上海、深圳等城市，月薪1500元都很難過日子了，難道還要交稅嗎？

　　而國際通行的個人所得稅立法原則是：人民的基本生活費用不得征稅。如果這些地區將800元定為免征額，就勢必侵犯人民的基本生活費用。由于起征點太低，大部分稅賦落到收入較低的工薪階層身上，個人所得稅本應起到的調節社會成員收入差距的作用，如今卻形成了“劫貧濟富”的后果，與法律出臺時的目的相悖。廣州、深圳等地提高個人所得稅費用扣除標準，是合乎實情也合乎民意的務實之舉。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地方政府并沒有隨意改變稅法規定的權力。在新稅法修訂完成前，各地出臺地方政策的行為在形式上確實有違法的嫌疑。在強調依法治國的今天，如何看待擅自調高個稅起征點在法律上引起的爭議呢？

　　從法律上看，擅自提高個稅起征點的行為確實是違法的，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是合乎情理的，在公眾的心目中是正當的。倒是800元的標準讓人們對法律產生了質疑，并成為不少人逃稅的理由。因此，一些城市沒有嚴格執行800元的起征標準，而是對其做出變通———這就是一個合法但不良的法律所遭遇的典型尷尬：它沒有被認真執行，反而會維護公眾的利益；它如果被認真地執行，反而會在人們心中造成不公平感，會打消人們對法律的敬畏，甚至會損害社會的法治精神。

　　以往我們對法治的理解，大多停留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基礎上，但是隨著公民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的覺醒，人們逐漸認識到僅有這些是不夠的。公正立法是法治的前提，錯誤或不適當的立法本身就違背了法治精神。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實質法治應具備雙重標準，即良好的法律與普遍的服從，而良好的法律是法治的基礎。當然，法律相對社會變化會有一定的滯后性，但是個稅起征點25年不變早已嚴重脫離實際，顯示出相關部門在立法上的因循守舊和無所作為。若論對法治建設的影響，不良立法遠比執法不嚴更損害法治精神。

　　(稿件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莫林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