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一批臺灣地區的愛國知識分子為保存中華文化、宣揚中華民族精神和謀求臺灣地區的解放而進行了不懈的斗爭，連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編著的《臺灣通史》一書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章太炎稱贊此書說：“民族精神之附，為必傳之作”

　　前不久，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北京大學作演講時，將其祖父連橫所撰著的《臺灣通史》作為一份珍貴的禮物送給了北大圖書館。那么，《臺灣通史》是一部什么樣的著作呢？

　　一、連橫少年時就將著《臺灣通史》引為己任，于1908年開始著手寫作，歷經十余年努力而完成

　　連橫是近代中國著名的愛國史志學家。他在13歲時，其父為其購買了余文儀所撰《臺灣府志》并對他說：“汝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

　　連橫讀后，便立下志向，“故自玄黃以來，發誓述作，冀補舊志之缺”。日后連橫將著《臺灣通史》引為己任，即以此肇端。1895年臺灣淪陷后，受到臺灣人民愛國熱情的鼓舞，連橫收集了大量抗日文告，后成為《臺灣通史》中的珍貴史料。1899年，臺南《臺澎日報》創刊，連橫任漢文部主筆，開始了其報人生涯。1908年他開始著手寫作《臺灣通史》。

　　1912年民國成立后，連橫深受鼓舞，產生了游歷大陸的想法，“以舒其抑塞憤懣之氣。”這次旅程從日本開始，至上海，達武漢，繼而北渡黃河，到了北京，后又繼續向西、向北游歷，1914年回到臺灣。在這次游歷中，連橫結交了當時主持清史館工作的史學家趙爾巽，并被聘為清史館的名譽協修，得以大量閱讀和抄錄了館中所藏有關臺灣建省的檔案資料，對《臺灣通史》的寫作裨益良多。回到臺灣后，連橫加快了著述《臺灣通史》的進度。1918年8月，歷經十余年努力的《臺灣通史》終于完成。

　　二、連橫作《臺灣通史》的目的在于開啟民智，實現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解放；在這部著作中，他對臺灣的開發和發展作了詳盡的記述，證明了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臺灣通史》傾注了連橫大半生心血。他在自序中道盡修史之因由與艱辛：“橫不敏，昭告神明，發誓述作，兢兢業業，莫敢自遑。遂以十稔之間，撰成《臺灣通史》，為紀四、志二十四、傳六十，凡八十有八篇，表科附焉。起自隋代，終于割讓，縱橫上下，鉅細靡遺，而臺灣文獻于是乎在。”書中人物包括了從最早經營臺灣的開拓者到清中后期抵抗日本侵略的仁人志士。整部著作線索清晰，“無所諱忌，見識賅博，文采斐然。”

　　連橫作《臺灣通史》時，臺灣已經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他寫這部著作的最直接目的是“冀維民族精神于不墮”，維護中華民族的傳統于一線。他說，“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鑒也”，“古人有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臺灣人卻不知自己的歷史，“豈非臺人之痛歟？”因此，“橫不敏，昭告神明，發誓述作，兢兢業業，莫敢自遑。”他提醒臺灣人民說，在日寇統治之下更要“追懷先德，眷顧前途，若涉深淵，彌自儆惕，烏乎念哉。凡我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孝，義勇奉公，以發揚種性，此則不佞之幟也。”從中可以看出，連橫修史不僅在于文化的載錄傳承，更重要的是要昭示他的同胞“臺灣原本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人永遠是堂堂的中國人”。

　　在《臺灣通史》中，連橫對臺灣的開發和發展作了詳盡的記述，“洪維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為子孫萬年之業者，其功偉矣。”整部著作中對先民移居臺灣、篳路藍縷開發臺灣的贊美之辭俯拾皆是，從而昭示了臺灣是中國人發現、開發的，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歷史上，外國殖民者不斷覬覦這塊美麗的土地，臺灣人民進行了堅決的抵抗。在這部著作中，連橫對于近代以來臺灣人民風起云涌的反侵略斗爭記述尤詳。對于臺灣人民反割臺的斗爭，更是進行了濃墨重彩的記述。在《卷36·列傳8》中，對抗日英雄丘逢甲、吳湯興、姜紹祖、吳澎年、劉永福等都專門列傳記述。作者感慨道：“乙未之役，蒼頭特起，執戈制梃，授命疆場，不知其幾何也，”他們的英勇事跡是臺灣人民的財富，可以垂范后人，激勵來者。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載體。日據臺灣時期，中華文化在日本殖民者的同化政策下岌岌可危。連橫通過著作《臺灣通史》，提醒臺灣人民不要忘記自己的祖國和自己的文化，“臺灣之人，中國之人也，而又閩、粵之族也。”臺灣的宗教、風俗、工藝、農業，都和大陸特別是閩、粵兩省相同，此為民族文化淵源，誠不可忘。面對在文化同化政策下漢文化逐漸衰微的局面，連橫痛心地說，“洪鐘毀棄，釜瓦雷鳴，道術將為天下裂，茍不出而葆之，惟見淪胥以亡爾。烏乎，文運之衰，至茲極矣。”因此，《臺灣通史》的寫作本身就有保存中華文化的目的，“臺灣文士其有起而肩之乎？此橫之大所望也。”

　　不但如此，連橫還不斷利用講述臺灣歷史的機會，積極宣傳中華民族的光榮歷史和不屈的精神，喚醒民族的自覺，抵抗日本的殖民統治。1927年秋，他和黃潘萬沖破了重重困難，在臺北開設雅堂書局，專門銷售中文書籍和大陸、臺灣產文具，為民族精神的存續可謂苦心孤詣。綜上所述，連橫作《臺灣通史》的最終目標是開啟民智，實現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解放。“考既往之歷史，察現在之情形，探民族之特性，立遠大之規模，以求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而后可得群眾之信仰也。”“欲為臺灣謀解放，為臺人謀幸福，非全民運動不為功。”這種愛國情懷，應該是《臺灣通史》的精義所在。

　　三、《臺灣通史》在臺灣出版后，在兩岸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先生充分肯定了這部著作的歷史價值和社會價值

　　為了讓《臺灣通史》能夠在當時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臺灣順利出版，連橫委曲求全且頗費了一番心思。書中維護中華民族精神的立場是日本人最忌諱之處。日本官方對《臺灣通史》卷四“獨立紀”這個篇名十分敏感和不滿，所以強迫連橫改易為“過渡紀”。為使該書順利出版，連橫最后想出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在1920年首版《臺灣通史》中，卷四“獨立紀”上另貼有“過渡紀”三個銅印字，每一頁書邊的篇名則仍作“獨立紀”；至于書前目錄卷四則作“過渡紀”，下有小字排印：“起清光緒二十一年，終于是年九月，此篇原名獨立，嗣以字義未妥，故易之”。陽奉陰違的斗爭策略終于奏效。這樣，這部著作于1920年至1921年分上中下三冊在臺灣出版。

　　這部著作初版雖只有千部，但是卻在兩岸都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當時黃炎培正在上海籌備人文圖書館，在得知此書出版后即去信索取予以庋藏；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先生感于連橫的愛國思想，贊揚他為“英雄有懷抱之士”，并稱贊《臺灣通史》中的愛國思想是“民族精神之附，為必傳之作”，并為之作序，充分肯定了這部著作的歷史價值和社會價值。

　　1945年6月，抗日戰爭勝利在望，臺灣回歸祖國也指日可待。在這種情況下，商務印書館本著“吾國人對于斯土千余年之經歷，亟宜有所研討以備來日之鑒戒”的宗旨，由北京大學徐炳昶教授等商得連震東先生同意，在大陸首次重印《臺灣通史》。徐炳昶為之作序說，“邦人君子，如尚不愿將祖先之所慘淡經營者完全置之腦后，則對此書允宜人手一編。”當時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王云五先生為此書重印，也在一封書信中稱，“臺灣為我國最早淪陷區，而《臺灣通史》一書，油然故國之思，豈僅結構之佳已哉。敝館亟欲將其重版，藉廣流傳，以彰先德。”張其昀對此書的評價更高。他認為：“一部臺灣通史，其勢力超過于日本全部陸海空軍，因為日本軍隊只能占領臺灣的土地而不能征服臺灣的人心。雅堂先生的大著，發揚愛國思想，喚醒民族靈魂，把明鄭以來200多年的反抗異族、爭取自由的光榮歷史，作系統的記載，使革命的火炬，輝煌地照耀著。”

　　四、怎樣看待《臺灣通史》中存在的不足之處

　　連橫的《臺灣通史》仿照司馬遷《史記》的體例，敘述了從隋大業元年(605年)到清光緒21年(1895年)日本帝國主義侵占臺灣，橫跨1290年的歷史時空，將包羅萬象之內容納入88篇之中。全書既體現了臺灣與祖國大陸在政治、經濟、法律、典儀、文化、宗教等方面一脈相傳的歷史淵源，又突出了臺灣地區的地方特色。

　　當然，《臺灣通史》也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概括起來，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在史料的考據上，由于時間和客觀條件所限，作者對很多史料沒能進行詳盡和細致的考證，所以存在一些錯誤。二是作者在寫作《臺灣通史》時，在體例上將臺灣史作為“國別史”來處理，也不正確。當然，這和當時的歷史條件有關，由于臺灣處于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連橫這種處理方式是繼承了抗日先賢的斗爭精神，表達“誓不臣倭”之意。連橫先生在《臺灣通史》殺青之時曾賦詩一首云：“傭書碌碌損奇才，絕代詞華謾自哀；三百年來無此作，拚將心血付三臺。”所以能成就這一部巨著，主要是其愛國之心和赤子情懷使然。

　　(摘自《北京日報》·理論周刊；作者：徐博東、陳星；分別為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院長；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兩岸關系研究所所長助理)

　　附：連橫及其學術著述

　　連橫(1878年-1936年)：字武公，號雅堂，又號劍花，祖籍福建龍溪，是近代中國愛國史志學家、詩人。連橫一生著述甚豐，除了《臺灣通史》外，還著有《大陸詩草》、《大陸游記》、《臺灣詩乘》、《臺灣語典》、《雅言》、《劍花室詩集》、《雅堂文集》、《臺灣稗乘》、《臺灣詩薈》等；在寫作《臺灣通史》的過程中，他還將30余種極其珍貴的史料輯成了《臺灣叢刊》，對其后的臺灣史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資料據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