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說起自己感興趣的事，總是繪聲繪色，表情和語調都很生動。過去他擔任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時，曾有媒體以“參觀現代文學館，聽舒乙講故事”為標題，可見他的口才的感召力。聽眾在他如數家珍地講述文學館的故事時，也可以感受到他的那分投入，那分癡迷，有這樣的投入和癡迷，怎么會不感染人打動人？

　　自從去年7月他從文學館退下來以后，不久他就出了一本新散文集《大愛無邊》，這是他的第十五本書，這些書都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寫的。和以往的書主要寫父親老舍和現代文學館不同，這本書更多地寫到母親胡絜青，寫出母愛的感人至深。他的文筆簡潔靈動，和他的口才一樣富于感染力。

　　由理轉文

　　雖然父親是作家，母親是畫家，舒乙自己卻是學理工出身。五十年代國家急需建設人才，老舍先生的4個孩子報考的都是理工科，老舍先生在一篇《可喜的寂寞》文中寫到孩子們星期天帶同學們回家，談話中有很多技術術語，老舍先生靜靜地在一邊聽，因為不懂，也插不上嘴，老舍先生稱這是可喜的寂寞。

　　舒乙因高考時成績較好，被國家派到蘇聯列寧格勒林業大學學習林業化學，掌握從木料中生產酒精的技術，回國后這一項目被國家列為戰略儲備項目，舒乙成為這方面的專家，在這方面鉆研了25年。1978年后這一項目下馬了，正在這時巴金先生提出建現代文學館，舒乙很有興趣，主動要求去文學館工作。他在1978年已經開始寫文章，第一篇文章是《老舍的童年》，當時這方面的材料很少，最詳細的記載只有4行字，但還有一批與老舍同時代的人活著，舒乙用了幾年時間采訪了100多人，用散文筆法寫成紀實的形式，在《人民日報》連載后，很受歡迎，很多人給他寫信，北大的王瑤、吳組緗先生也給予肯定，從此舒乙開始不斷寫作。在當時于中國作家協會主持工作的馮牧、陳荒煤、孔羅蓀的支持下，1984年舒乙正式調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從事籌備工作。1985年3月文學館開館，舒乙經歷了從文學館創建到建新館的創業歷程，白天他全力以赴投入到館里的工作，晚上和節假日用來寫作。他的頭四本書都是寫老舍的，有《散記老舍》、《老舍傳》、《父親的最后兩天》、《老舍的關坎和愛好》(曾在人民日報海外版連載)，《老舍傳》是至今唯一一本老舍傳記，寫得比較概括，因這是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的《祖國叢書》中的一種，規定寫8萬字，寫了12萬字，破例被通過了。老舍的青少年時代、老舍1924年到1929年在英國、1946年至1949年在美國，加起來35年留下的資料很少，所以至今沒有其他人寫過老舍傳記。舒乙的這幾本書使人對老舍的身世、老舍的多個側面有較完整的了解。老舍誕辰100周年時舒乙出的《我的思念》一書收集了幾篇研究老舍的論文，其中一篇《老舍著作和北京城》中，舒乙運用理工統計方法統計出老舍全部作品中共出現240多個地名，絕大部分是真實的，這是一種有趣的文學現象，他從地名的分類和功能研究老舍身世的關系，文章在老舍學術研究會議上宣讀后引起大家的興趣，有人將此命名為“文學地理學”，由此派生出很多這方面研究。日本研究老舍的中山矢子教授看了舒乙寫的關于《駱駝祥子》中祥子拉車路線的研究，率隊由舒乙陪同走了5次祥子的拉車路線。除了寫老舍先生，舒乙還在人民日報海外版開設“現代文學館”欄目，介紹現代文學館館藏，文章結集成《現代文學瑰寶》一書�，F代文學館新館建成后他又出了《走進現代文學館》一書，他為現代文學館付出的心血和感情都體現在他的書里。

　　父親的影響

　　說起父親老舍先生舒乙充滿深情，他很感謝生在這樣一個家庭。和父親在一起的時間不是很長，但父親對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父親是個正直的人，熱愛生活，熱愛朋友和周圍的人，特別能同情別人，特別愿意幫助別人。他家的對面住了一群瞎子，每天黃昏時吹拉彈唱，練習奏樂，他們以給人算卦為生，老舍和他們拉家常，問他們過得怎么樣，他們說解放后他們不受人欺負了，但人們覺悟提高了，不算卦了，他們餓肚皮了。老舍覺得問題嚴重了，于是向當時的市長彭真反映情況，提議辦一個盲藝人學習班，專業培訓他們吹拉彈唱，然后把他們分到文工團。彭真同意他的建議，并交給老舍辦。老舍真的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辦了一個盲藝人學習班，將全市100多位這樣的盲人集中起來學習，自己親自講課，還拉了趙樹理等人來授課，結業后一部分有才華的盲人真的被分到文工團，剩下的盲人老舍經彭真批準幫助他們辦起了一個盲人橡膠廠，盲人班班長任廠長，這個橡膠廠現在還在。有趣的是盲人班的輔導員，一個明眼姑娘，和盲人班班長結成連理，老舍是他們的介紹人和證婚人。老舍就是這樣一個熱心人。給舒乙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父親的勤奮，老舍年歲大后身體不太好，還擔任社會工作，但每天都在寫作，晚上總是看見他的房間燈光亮著，他在伏案寫作。

　　今年70歲的舒乙現在每天寫作、畫畫、參加社會活動。他60歲開始畫畫，沒有師從任何畫派，沒有學過技法，而是從感情出發，從生活出發，用自己的方法畫畫。他辦過3次畫展，他的畫受到美術界專業人士的肯定。他還是第九、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在“兩會”上，他提出自己的議案，他認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最重要的問題不是硬件，而是人文環境。他去韓國時看到兩次世界性的運動會把韓國人改變了，韓國人吃狗肉、抽煙、亂扔東西等習慣都被止住了。迎奧運我們要從點點滴滴的具體事做起，從老百姓做起，硬件建設之外還要抓軟件建設，即人文建設。

　　(稿件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作者：楊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