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29日電 《中國證券報》載文指出，動不動匯率，注定成為今年中國經濟生活中最大的懸念。3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表示，人民幣匯率調整方案的出臺將“出其不意”。4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指出：“國內和國際壓力大不是壞事，說明匯率改革應走得快一些，否則矛盾有可能積累”。市場人士甚至預期，五一節期間人民幣將升值7%。那么，目前中國匯率機制變革時機是否已經成熟？

　　條件基本具備

　　專家指出，隨著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全面推進，中國推出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條件已基本具備。這主要體現在：通過對國有銀行的全面重組，提高銀行體系抵御風險的能力；加快發展外匯市場，為匯率浮動提供市場基礎；大力推進利率市場化，為匯率的市場化創造前提條件等。

　　當前，中國宏觀調控已取得階段性成效，投資增速放緩，消費回升，通脹平穩回落，外匯儲備充足，綜合國力顯著增強。而國際上，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回升，美元等主要貨幣不斷加息，國內外利率水平逐漸拉近，美元匯率相對疲軟。這些都為我國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

　　目前的問題主要是時機的選擇。從匯率決策邏輯和過程來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中國更多考慮的應該是通過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來促進經濟發展的內外均衡，控制匯率風險。

　　拋棄“浮動恐懼”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指出，在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調整上，現在應拋棄的是，新興市場經常遭遇的“浮動恐懼”和“升值恐懼”。

　　無疑，目前形勢下，擴大匯率浮動幅度即意味著人民幣升值。

　　但專家認為，匯率猶如一把雙刃劍，運用得好會給中國經濟帶來許多好處。更有專家分析指出，無需談升值而色變。升值與經濟停滯無必然聯系，匯率政策并不是日本經濟金融問題之根源。實際上，“廣場協議”日元升值后，日本經濟經過短暫調整便進入了“平成景氣”，1986年-1990年經濟年均增長5%。同時，日元升值不僅沒有削弱日本的出口競爭力，還促進其提升了出口產品結構、增加出口附加值和提高勞動生產率。

　　抓住有利時機

　　現在應該是改變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時候了。因為，升值壓力需要通過靈活的匯率政策逐步釋放，而應防止長期積累。一旦集中釋放，勢必造成匯率大幅波動，沖擊實體經濟。而且，升值壓力的長期存在還會造成持續的升值預期，進而制約宏觀調控。專家認為，應有計劃、分步驟地推進改革，并輔之以其它配套改革措施。并在這一改革過程中，根據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靈活調整改革步伐。在增加匯率彈性的同時，還應切實提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通過實現物價穩定，來支持金融穩定和匯率穩定。

　　如果當前不能抓住有利時機，及時推進改革，有可能帶來新的風險。專家指出，盡管不能完全指望靠匯率政策來矯正國際收支失衡，但國際收支調節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價格杠桿而過分依賴管制政策，有可能造成市場扭曲。

　　由于國際收支持續較大順差，中國外匯供大于求，在盯住美元的匯率體制下，央行不得不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吞”進外匯，“吐”出人民幣。結果是外匯儲備增加的同時，基礎貨幣也隨之增加。盡管央行可以通過發行票據的對沖操作來平抑這種擴張效應，但受制于央行票據的有效性及日益增加的對沖成本，其對沖操作并非沒有限度。最終有可能導致貨幣超經濟發行，帶來通貨、信貸、投資膨脹，以及資產泡沫化的壓力。

　　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市場壓力存在著逆轉的風險。目前，由于國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人民幣升值壓力相對顯著些。如果這時不動匯率機制，等到將來形勢逆轉時再動，則有可能重蹈拉美及東南亞國家的覆轍。因為貶值比升值的壓力更可怕。(于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