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鈺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華裔首席刑偵鑒識專家，美國媒體稱之為“當代福爾摩斯”。4月13日，李昌鈺來到河南。《大河報》記者采訪了這位華裔神探——

　　偵破秘訣：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很大的長處，很細致。同時我們的邏輯推理比外國人強一些

　　記者：李博士，您參與調查了8000多起重大刑事案，并以刑事偵查與鑒識技術屢破奇案。秘訣在哪里？別的人做不到嗎？

　　李昌鈺：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很大的長處，很細致。同時我們的邏輯推理比外國人強一些，外國人用的是高科技，比我們中國稍微進步一點，所以21世紀的刑事偵查，就是將這些新科技與邏輯推理結合起來。科技就是能找出物證，毛發啦、血液啦、精液啦。但是真正了解動機啦、什么樣的犯人啦，這些就要靠推理。案件現場看得越多，積累的經驗也就越多。

　　記者：聽說您在勘察現場的時候，會用多種語言跟死人對話？

　　李昌鈺：(開心地笑)這只是外面的傳說，很多人說我會跟死人講話。我只是會很認真地面對并了解尸體，他的氣味、尸斑等，這都會給我很多重要的線索，譬如陳尸的位置、陳尸的方向等。很多時候，我會從尸體的周圍，發現一些證據，在破案上也是很重要的，當然了，最重要的，還是警察人員的訓練，盡快到現場。迅速地到達現場，破案的幾率就會很高，如果說到達現場很慢，或者說現場被破壞，這就要靠人證啦。

　　記者：我們在影片中會看到，美國警察迅速趕到案發現場的時候，都是跪在地上取證，中國警察不是這樣，您自己呢？

　　李昌鈺：(大笑)這你也知道啊。很多美國的警察機構、學校都邀請我去講課。很多人要問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到現場十幾個鐘點，看了半天了，你到現場20多分鐘，卻看到了很多證據？我說你們美國人到現場啊，是跪著的。蹲在現場，你的占地面積就小些，跪著就占的面積大些，容易破壞現場，現在很多美國人都在學著蹲。

　　刑訊冤案：作為技術人員，要有充分的信心，你有信心本身就是對犯罪分子的一種打擊，對普通的老百姓來說，無辜的人，他會覺得有了保障。

　　記者：李博士，當年的辛普森殺妻案在全美乃至全球影響都很大，您當時作為康涅狄格州的警政廳廳長出庭為辛普森作證，后辛普森被無罪釋放。因為作偽證，洛杉磯400名警察被處理，您有沒有遇到過什么不安全因素？

　　李昌鈺：沒有。不但沒有受到任何不安全因素的影響，而且很多部門的人都感謝我。證據一定要強，才有說服力，假如證據不足，你就不能給他判刑。假如一個案件不按證據說話，在早期的時候，就是刑訊，刑訊有時就會導致屈打成招，造成一些冤獄。

　　記者：今天國內的很多媒體都報道了湖北的一起殺妻冤案，犯罪嫌疑人佘祥林被整整關了11年之后無罪釋放。

　　李昌鈺：這種案件在國外也有。假如沒有證據，我們首先要保證當事人的權益。很多案件沒有結案，就是因為證據不足。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目前我們剛剛破了一個35年的積案。作為技術人員，要有充分的信心，你有信心本身就是對犯罪分子的一種打擊，對普通的老百姓來說，無辜的人，他會覺得有了保障。

　　記者：可是，當前我們有很多案件在偵查審理過程中，還都是靠口供來辦的。

　　李昌鈺：這個問題在美國，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我剛去的時候，一直到1979年的時候，都是信口供，早期的時候用了刑訊，后來很多高等法院發現了案件有屈打成招的，就通過了一個法律，就是一個人自白的時候，就要讓他找律師等。后來到上個世紀80年代，就有了很大變化，警察也趕到現場了，也開始找人證啦。21世紀的時候，我們發現，并不能排除有人作假證，分故意的和非故意的。假如證人眼神不好，或注意力不集中，有偏差，還有一個視覺問題，把記憶講出來，就常常會出現夸大或縮小。因此有些證言就不能完全相信，在這種時候，就只有靠物證了。

　　關于家庭生活：我不喜歡做官，做行政主管白天很努力，晚上躺在床上想想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想不出。做刑偵的工作，譬如破了案，做了刑事鑒定，心里很有成就感。

　　記者：您小的時候，據說家里情況很困難，有13個孩子，全靠母親一個人撫養，22歲時您在臺灣成為一名警察，1964年揣著僅有的50美元留學美國，最終成為康州紐海文大學的終身教授，這些經歷讓很多人都很感動。

　　李昌鈺：(頻頻點頭)對，是這樣。我的家鄉在江蘇如皋，我已經回過家鄉3次了。我父親去世以后，對家里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母親一個人養活13個子女，不容易啊。

　　很多人都曾問我，你最親近的人是誰啊，我說是我的母親。從小呢，生活是很艱苦的，當時報考警官學校，這也是很大的一個原因，因為當時警官大學是不收學費的，而且有津貼，畢業有工作。出來以后，感覺對我一生都有很大的幫助。

　　記者：您在臺灣當警察時，干的是什么具體工作？

　　李昌鈺：我干了有5年，干過巡警、刑警。1964年我去了馬來西亞，當時我已跟我太太結婚了。在馬來西亞的《華聯日報》當記者，所以我一看到你們就感到很親切。到報社3個月以后就是助理編輯，6個月以后就變成總編輯了(很開心地笑起來)。報館很小，發行量也就5000多份吧，在那個小城沙撈越(音)也算很多的了。

　　一年以后我就到了美國，當時很辛苦，我端過盤子，后來找了一份工作，在醫學院，還一邊上學。當時很大的好處是白天做事，晚上上課，上夜校。在紐約念了4年，后來念了碩士、博士，完了以后就受聘至紐海文大學，后來做了學校第一任的鑒定中心主任，中心最初20人，后來增至400多人。

　　我退休之后，康州前任州長就希望我出來做警政廳廳長，我當時沒有答應。新州長就任后，就找到我媽媽、我太太做工作，后來我就同意了。

　　記者：您這位警政廳廳長當時管理著多少人？

　　李昌鈺：當時管理的有幾萬人，那里除了州警以外，還有消防警等，警政廳的規模比較大，我是第一個亞裔，這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個亞裔廳長。華人社會當時都很興奮，做了兩任以后，我就退休了，每任一年。

　　我不喜歡做官，做行政主管白天很努力，晚上躺在床上想想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想不出。做刑偵的工作，譬如破了案，做了刑事鑒定，心里很有成就感。后來很多人希望我出來做國會議員啦，我本來有一點心動，可以為華人做更大的貢獻，可要我去做政客的話，我會很不習慣，對自己的家庭，就會更少有時間去關照了。

　　國內的刑事技術設備跟美國比稍微差一點。

　　記者：目前國內都很重視刑事技術建設，譬如目前河南警方、鄭州警方就在拉開大刑偵的格局，您對刑事技術建設有何建議？

　　李昌鈺：我第一次回國是1985年，回國以后去過公安部的刑科所，還去過公安大學，廣東、山東、四川、山西等很多地方，他們的刑事技術我都去看過，我對他們的工作非常敬佩。這次我在焦作看了他們的設備，設備很好，人才也很優秀，這個方向是絕對正確的。犯罪分子也會利用高科技了，假如我們警方的鑒定設備、現場設備跟不上，發生大案以后，就很難破案了。很重要的是，中國警方要建網絡，建健全的資料庫，人才需要系統的訓練。

　　記者：您覺得國內的刑事技術設備跟美國比落后嗎？

　　李昌鈺：稍微差一點點。美國當然是在條件上面好些，有些機器國內有一臺，美國就有5臺、10臺甚至20臺。儀器設備方面，當然需要國家更多的資金支持，國內，刑事技術只接受警方的案件，在國外，可以接受民間的案件，民間案件就要收費，收費就可以增加設備。

　　【來源：大河報；作者：劉昌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