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處于她世紀中的某個時代，社會已經習慣了“她們”職位、收入、品味越來越高，滾滾財源流入“她們”的賬戶，最精明的商家嗅覺靈敏，他們打的就是“新富女人”牌。

　　北京銀行望京支行以京城首家“女子銀行”名號對外營業的消息吸引了業界和媒體的

　　眼球——有人驚呼：“錢都落入女人懷里了！”作為境內首家針對高端女性客戶業務而開設的銀行，它的出現印證了一個“新富女人”群體的亮相。

　　根據世界領先的人力資源測評機構世界HR實驗室(WHL)與世界領先的商務門戶共同推出的“2004中國100女性權力榜”，其中70%的上榜者的個人財富都是靠自己創業積累而得。她們當中那些生于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的權力女人顯然繼承前輩“艱苦奮斗”的創業傳統，在進行知識積累的同時完成著財富積累。與西方社會權力女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2004中國100女性權力榜上的人物中大多為人妻母。和后80年代女生所受蠱惑文化的浸染不同，她們那個年代的青春期教育還很傳統，對于早戀一類事件普遍感到羞恥，愛情還是偉大的。

　　新富女人：作為一個詞語

　　這是怎樣一個階層？我們很難在類似《新華詞典》這類正規讀物中檢索出有關“新富女人”的解釋性定義，借助其他非正式渠道，有如下描述：

　　“生于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80%擁有大學學歷(其中20%研究生學歷)、年薪20萬元以上的職業女性、高級女性管理者和私營企業主，家庭綜合財產超過200萬元，可支配月收入1萬元以上或個人綜合存款在30萬元以上”。

　　關于這一群體整體特征的描述可能出現很多版本，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富女人的出現，使我們不得不重新認識“富女人”。相對于以往那種單純的財富取向，人們現在更愿意在“富”所包含的財富的富有之中，延伸出“豐富”的指向。這樣，憑借婚姻、家族等外力因素擁有財富而未必豐富的女人顯然不屬于這個新生的階層——盡管我們還會因此想到可能被更廣泛使用但卻顯然過時的稱謂：“富婆”——她們因新富女人的出現而失去曾經的光彩，畢竟由恩惠而來的閃亮不那么耀眼，也不那么持久。世界經理人資訊有限公司CEO丁海森說起中外女性的創富模式時有這樣一個基本判斷：中國的女富豪至少有70%是靠自己艱苦創業積累財富的，她們大都出身貧寒,頂多是小知識分子家庭。繼承家產的特別少，畢竟第一代富豪還在世,即使去世也有少壯派接班,不大會傳給70歲的老太太，所以10年內中國不會大量出現繼承型女富豪。

　　新富女人：作為“先進女性”

　　職業專業化在“新富女人”形成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大。人類最原始的分工是以性別作為標準，將男子與女子從事的勞動予以區分，于是有了“男耕女織”的田園勞作形式，人類抵御自然的能力和男子體格的先天優勢成為女性脫離家務的障礙。在以后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經濟增長的需求和女性主義運動共同作用，使得社會分工界線最終被突破。“凡是對婦女可能從事的工作加以限制的地方，經濟的增長也必然會受到阻礙”是對歷史的經驗總結，也是人類發展過程中的智慧結晶。

　　有這樣一群女性，她們順應社會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要求，在西蒙那?德?波伏娃《第二性》的強烈影響下，擺脫家務勞動走向市場，形成新的社會團體和關系網絡，姑且稱其為“先進女性”。

　　新富女人秉承“先進女性”的傳統，生于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的她們又是史無前例的一代。與生長在紅色文化的上輩人相比，她們在成長過程中體驗國家的改革開放，并在知識積累時代趕上了“精英教育”機制的孕育成形，她們中的許多人就是在當年“跟我學”熱播大江南北時開始了學習的黃金階段的。也許受到我們生育政策的影響，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普遍欠缺集體意識。新富女人雖不比前輩那般將集體主義精神深刻銘心，當她們想到第一次戴紅領巾時的情景仍然興奮不已。受中西方文明沖撞教育之影響，個人意識的萌發以及集體意識的保留使得她們在今后的生涯中游刃有余。這一特殊群體的存在方式也再次向我們展示出“個人”與“集體”的關系，她們在不斷展現自我的同時，更加社會性。這倒應了迪爾凱姆在《社會分工論》中的那個著名觀點：“分工真正的功能在于使兩個人同更多人之間產生一種團結感。”

　　新富女人：作為經濟新模式

　　由一個新女人變身為一個新富女人，憑借自己的“實力”，把自己從被他人的行為所強加的影響當中獨立出來，便成為這個群體一個令人向往的最佳目標。但這并不是最重要的。新富女人以及由她們帶動的女性消費潮流，據說正在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只是，當學者們憂心忡忡奔走于各處呼喊“多點為女性著想，少些以女性賣點”時，商家以及這些女性客戶自身實在不明白這兩者間的區別到底有何意義。

　　住宅、汽車、筆記本、手機、信用卡及銀行服務等等有了性別標注，“她”成為這些商品的統一屬性，究其原因無非都是想從快速崛起的新富女人階層分一杯羹。將這些現象擴大上升為社會對經濟增長中女性表現的反映度，可借用T?W?舒爾茨在經濟史研究中驗證的：“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人的經濟價值的上升是制度變遷的主要原因。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務，制度選擇及制度變遷可以用‘需求——供給’這一經典的理論構架來進行分析。”

　　(文／陳茜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