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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渝北區交通局的5名局領導，成為中國首批因績效考核不過關而集體下課的官員

　　2005年3月17日下午6點半，重慶市渝北區交通局局長助理樊照華決定回家了。

　　外面已經飄起了零星小雨，樊照華試圖下樓去門房找一把傘。但他發現了一個記者在外守候，一溜煙上樓又回到了辦公室。

　　一個月前，樊在局里的職務還是紀檢組長(副處級)，轉眼間被降為局長助理，級別組織上沒有明言，樊自己的理解是正科級。

　　與樊照華同時被“貶”的，還有4名同事——原交通局局長鄧萬學、副局長朱長舉、副局長詹如舉和局長助理童作良。其中鄧、朱兩人辭職后到區房管局與水利農機局任調研員，詹如舉與童作良留原單位，職務分別是局長助理和助理調研員。

　　上個月25日，他們所執掌的交通局，已是連續兩次在區委進行的部門服務社會評議中名列倒數第一。

　　因績效考核倒數致使領導班子“集體下課”，據稱在重慶乃至全國還是首例，而對涌來的媒體，樊照華被推出來充作5人的“發言人”，因為樊搞過多年的組織工作，區委認為，他應該能體會組織做此決定的意思，說話會有分寸。

　　這是一個可能令樊尷尬的差使——“集體下課”的依據是2003年重慶市出臺的《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該辦法被稱為中國內地第一個以政府規章形式出臺的“高官問責制”。

　　而那時樊正好在重慶市委組織部任職，見證了這項制度的出臺。那時，他顯然無法預料，自己竟成為撞上“問責風暴”的第一批官員。

　　無錯也“問責”

　　“交通局的領導班子犯了什么錯？”

　　這幾乎是每個記者都提出的問題，也讓渝北區委難于明確回答。實際上，交通局的原有班子并非不作為，局里的工作也不是一無是處，更難以挑出什么明顯的錯誤。

　　身處風暴中心，樊照華每次面對媒體都要重復相同的一句話，“我們努力了，但還是兩次觸碰了高壓線，我們沒有任何怨言。”

　　2003年12月3日，中共重慶市渝北區委正式實施了《部門服務社會評議辦法》，這項被樊照華看作“高壓線”的評議制度這樣規定：區委通過民主測評的形式，每年面向社會各界對進駐區行政審批服務大廳的34個部門進行兩次服務意識、工作質量、辦事效率、廉政等方面的意見征集，評議結果將作為衡量領導班子能力和政績的一項重要依據，與干部的提拔使用和年度目標考核掛鉤。

　　《辦法》中特別規定，“對連續兩次評議(含跨年度)倒數第一名的單位，責令該領導班子所有成員集體引咎辭職，該部門年度目標考核也實行一票否決”。當時，樊剛從市委組織部調至渝北區交通局，發現這里與組織部的工作大不一樣。

　　用他的話說，交通局的工作都在路上，而路好不好，都是明擺著的，群眾看得清清楚楚。

　　當時群眾間就普遍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渝北有全重慶市最漂亮的路，也有全重慶市最糟糕的路渝北轄區內319國道的路況長期較差，來往過路車輛不少是附近采石的超載車，不僅安全受到影響，也給群眾造成交通部門監管不力的印象。

　　不久，針對34個部門的第一次社會評議展開了。評議采用表格調查的形式，每位參與評議的人員(包括區領導，鎮、街和區級各部門黨政主要領導，開發區副科級以上領導，基層群眾和企業代表等)一張，然后在對每個部門打鉤或者填寫意見。評議等次分為好、較好、一般、差4個等級，最終，評議結果由區統計局專門進行統計。

　　樊照華記得第一次評議結果出來后，排在末位的是國土局。這令當時國土局的領導班子局促了許久，迅速采取一系列整改措施，積極扭轉群眾中的“形象”。

　　到第二次評議結果出來后，倒數第一的帽子就轉給了交通局。

　　社會評議中反映交通局最突出的問題主要有三個，一是交通建設城鄉反差太大，鄉村公路建設特別滯后，影響群眾出行；二是城區公交車破舊、管理混亂，不少車輛亂停濫拉，違章超載情況比較突出，市民意見很大；三是轄區內319國道路況長期較差，過路車輛安全受到影響。令樊照華當時感到有些詫異的是，反映的問題里第一個、第三個確實存在著，而第二個問題反映的情況，卻并非屬于他們管轄范疇，“那是交警部門的職權范圍。但群眾眼里只看見路通不通暢，這個黑鍋只有交通局給背。”

　　對于確實存在的問題，交通局高度重視。科級以上干部還專門進行幾天封閉式會議，認真地查找問題，制定整改方案，并且在以后的半年時間里，確實加強了對鄉村道路與319國道的資金投入，僅對319國道就追加600萬元的翻修資金。

　　而另一面，下半年交通局的工作任務日益繁重了起來，“市長峰會”、“一小時渝北”等壓在交通方面的工作都使交通局投入了大量精力。樊照華開始感到力不從心了。當他認為可以趁過年稍事休息一下的時候，第三次社會評議的結果出來了。

　　風暴后的官員命運

　　那是2005年春節前，一天晚上11點多，區委組織部的領導打來電話告訴他，“又是倒數第一。”

　　樊照華立即給局長鄧萬學撥去了電話。兩人商量，與其眼睜睜地等著處理，不如早檢討錯誤，爭取主動。那天晚上，全區停電，樊和鄧提著筆記本電腦住進了賓館。忙乎了一整夜，第二天樊將一份檢討送到了區委領導桌上。

　　區委領導給出的答復是，先“安穩過年”。

　　但樊照華這個年過得卻不安穩，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因為對于交通局領導班子的處理意見尚未給出，大家都開始避嫌。大年初三，他試著給一位領導撥去電話，原本只是打算拜個年，接電話的人捂著話筒問，“樊照華的電話，接不接？”

　　2月中旬，區委常委召開討論會，22位常委全票通過交通局領導“集體下課”案。聽到消息的那一刻，樊照華心里反而輕松了許多。“評議倒數第一，不是鬧著玩的。”樊照華當時給自己寬心。

　　2月28日，在有部分職能部門和新聞媒體參加的區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上，區委書記劉光全說：“鄧局長在任職期間工作是努力的，但兩次社會評議倒數第一，雖然做了努力，但群眾不滿意，這是根本的標準。”

　　區人大主任伍承志也認為，交通建設工作近幾年一直是區委工作的重點，交通局確實做了大量工作，但離群眾的要求還有一定距離。與此同時，第三次評議中位列倒數第二的渝北區商委兩位副主任也被要求向區委區政府寫出檢討，進行整改，最后被處以“改非”(改為非領導職務)，調整為商委“調研員”。

　　第二天，全省各大報紙刊登了重慶市渝北交通局班子“集體下課”的消息。晚上吃飯的時候，在西南政法大學上學的兒子拿著報紙和樊照華有這樣一段對話：

　　兒子：爸別干了。

　　樊照華：不干這個去干嘛。

　　兒子：到我們學校門口賣麻辣燙吧，比干這個省心、賺錢。

　　樊照華無言以對。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王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