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遠超過西方公眾對中國的了解。西方公眾對中國的誤解甚多。2004年9月，西班牙埃切爾發生“焚燒中國鞋”事件。西方只知道，在這個擁有“歐洲鞋都”之稱的小城，90%的人直接或間接依靠制鞋業生活，由于中國鞋向世界各地大量出口，連西班牙也在進口中國鞋，這里的制鞋工人因失業而發生過激行為。但很少人知道，西班牙2003年從中國進口6200萬雙鞋子，絕大多數是西班牙鞋商在中國生產又返銷的，中國鞋商的鞋子只占其中很小份額。在這一事件中，西方公眾很難獲得完整的資訊。

　　西方公眾對中國的誤解是西方媒體影響的結果。這足可說明中國媒體向世界真實客觀、準確全面報道中國的任務有多繁重。

　　西方利用媒體“軟力量”遏制中國發展

　　當前國際輿論的話語權基本上掌握在西方媒體手中。這種“西強我弱”的輿論格局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將繼續存在。這是中國媒體開展對外新聞工作必須面對的實際。

　　在西方媒體中，美國媒體最具影響力，而美聯社又是影響哪些新聞可以上美國媒體頭條的最大力量。每天下午4點，美聯社會發出新聞頭版建議，作為報社決定頭版新聞的參考。一般地講，報社多少會接受美聯社的建議。

　　美聯社用他們的“專業判斷”來影響美國媒體的主事者，并形成一種機制。西方媒體看似各自為政，但他們在影響和控制全球事務包括對中國議題的話語權時，卻是配合默契。

　　西方媒體控制世界輿論話語權主要是通過議題設置、先入為主、鋪天蓋地發出海量新聞報道來完成的，從而不知不覺地影響人們的思維。西方媒體對伊拉克戰爭、“朝核危機”、烏克蘭“橙色革命”“馬六甲海峽安全”等新聞，都是按照他們的價值觀念先設置新聞議題然后進行新聞炒作。西方媒體設置的這些新聞議題不僅影響世界輿論，有的甚至影響中國媒體。有些中國媒體不知其中陷阱也跟著他們設定的調子進行報道，可見西方媒體新聞議題在全球的影響力。

　　對國際事務的報道是如此，對中國事務也如此。西方輿論為中國設置了各種新聞議題，比如對中國的經濟建設問題設定的議題有：

　　其一是“世界工廠”。改革開放以來有5600億美元外資進入中國，這些外資大部份進入生產性領域。中國進出口貿易額中很大一部份是外資企業進口原料、零配件和出口商品實現的。中國只從中獲得5%—15%的加工費。但西方媒體把“世界工廠”的帽子送給中國，稱中國低廉的工業品充斥世界各地。

　　其二為“中國需求”。美國是世界石油的消費大國，每個美國人年平均消耗石油25桶，每個中國人平均消耗石油1.5桶。但西方媒體大肆報道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資源尤其是對石油的需求，有的甚至稱中國為“餓虎”。2004年盡管世界石油供需始終平衡，但在這種輿論的影響下，國際油價被炒到55美元一桶。西方媒體總是說中國需求推動了國際油價上漲。

　　其三是“經濟強國”。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需要上百年的時間。但在西方媒體的報道中，中國成了“經濟強國”。甚至連“軍事強國”這樣的提法也經常出現在西方媒體上。媒體報道給人印象是中國已相當富裕，許多報道甚至稱中國在2025年可超越美國。實際上，根據中國學者的測算，中國的現代化水平落后美國100年，到2080年中國才有可能趕上美國的水平。

　　四是“人民幣幣值低估”。幾乎每隔一段時間，西方媒體總要把人民幣匯率問題拿出來炒作一遍。他們認為人民幣應該升值，有的甚至認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了百分之五十。世界各國的貨幣定價，是根據其多邊貿易的收支狀況來制定的。中國目前的多邊收支狀況基本是平衡的，因此人民幣匯率應基本維持穩定。美國的經常項目和貿易赤字主要是財政預算赤字等國內政策引起的。但他們都把它歸結為人民幣匯率問題。實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主要是美國一些政客的要求，但由于西方媒體的強力炒作，這個議題成為世界性的熱點問題，成為一種“公共期待”。在西方公眾心目中，好象人民幣就應該升值，問題只是何時升值，升值多少。西方不少金融界、財經界人士發表意見，認為人民幣升值應該保持穩定，但未能影響主流輿論。

　　西方媒體按照他們設置的新聞議題對中國進行大量報道，已在全球形成一種輿論氛圍。這種輿論氛圍對中國的發展是不利的。中國產品出口不斷遇到反傾銷麻煩，貿易摩擦不斷出現。美國把自身的產業轉型造成的就業人口減少也歸咎于“中國制造”產品出口。中國能源企業開展對外能源合作，西方媒體更是大肆炒作，說中國到美國家門口、到美國后院找石油來了。中國企業在國外的經營狀況和開展合作狀況，也經常被西方媒體拿著放大鏡追逐報道。打開西方的報刊，看看西方的電視，我們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西方利用媒體這種“軟力量”遏制中國的發展，西方媒體在很多時候并不掩飾他們需要“遏制中國”。

　　對中國臺灣問題、香港問題、西藏問題，西方媒體更是赤裸裸表達他們的政治偏見。

　　總之，西方媒體為中國設置了各種各樣的議題，這些議題有的是政客策劃出來的，有的是智庫提出來的。政客、智庫、媒體三位一體，配合默契，通過強大的輿論機器在全世界不斷、反復傳播，形成主流意識形態，影響西方公眾對中國的認知和思維。我們在同西方人士接觸時就會真切地感受到這一點，他們中的許多人對中國的認知基本上是被西方媒體所左右。西方媒體中還有不少對中國進行比較客觀的報道，但未能成為主流輿論；中國媒體也在努力說明中國，但對西方公眾影響有限。

　　正面報道與向世界正確說明中國

　　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不僅需要良好的國內輿論環境，而且需要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新聞宣傳工作的根本任務是內聚人心，外樹形象。如何在國際輿論格局中逐步打破西方輿論壟斷，正確樹立我國的國際形象，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建設提供良好的輿論氛圍，是我國對外新聞宣傳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

　　南振中同志說不能草率地將正面報道理解為“表揚性報道”“成就性報道”，或理解為報喜的新聞。對外宣傳堅持正面報道為主的方針，即應該是針對每個時期國際輿論環境和西方媒體對中國新聞報道熱點，根據新聞事實，真實、客觀、準確、全面地報道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正確地向世界說明中國，逐步打破西方媒體控制輿論話語權這種“西強我弱”的國際輿論格局。

　　當前國際輿論氛圍“西強我弱”不僅僅是表現在數量方面。由于目前全球范圍內的“中國熱”，西方報道中國新聞的數量不斷提升。據西班牙報紙報道，2004年有關中國的新聞比美國新聞還要多。在網絡新聞方面，10年前互聯網上的中文信息大概只有3%左右，到2004年底，互聯網上15%的內容已是中文，根據互聯網業界權威人士的估計，10年之后中文有可能超過英文成為互聯網第一大語種。

　　單靠中國新聞的報道量增加和中文信息的快速增加，還難以改變國際輿論“西強我弱”的格局。關鍵是話語權不能由西方媒體一霸天下。

　　這些年來，中國媒體報道水平不斷提高，影響力不斷提升，雖然未能改變“西強我弱”的基本格局，但國際輿論也在發生變化，西方一種聲音獨霸天下的情況已不存在，世界也愿意傾聽來自中國的聲音。在國際輿論環境中，多種聲音并存的格局已經形成。西方媒體為中國新設置的議題有些已被打破。比如西方媒體過去一直拿中國人權問題做文章，我們長期處于被動狀態，后來我們不斷闡述我們的人權觀點，每年發表一份美國人權問題的觀察報告，批評美國的人權狀況。持續幾年，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現在西方想在人權問題上拿中國做文章就沒那么靈了。這是中國對外正面報道一個成功的例子。

　　在對外報道中堅持正面報道為主的方針，目的在于向世界正確地說明中國。當前，正面報道為主的方針應體現在以下方面：

　　成就報道是正面報道的重要內容，但在西方媒體有意夸大中國經濟實力的輿論氛圍中，我們對中國經濟成就、經濟實力的報道要實事求是，留有余地。

　　政策報道也是正面報道的重要內容，但有些政策，比如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剛剛開始，西方媒體就拿著放大鏡炒作中國企業對外發展的新聞。我們的媒體再去過多報道這些就顯得沒有太多必要。

　　西方媒體不斷炒作我能源需求的新聞，我們應該有針對性多報道中國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樹立科學發展觀，發展循環經濟、節約型經濟的政策及做法。

　　國際輿論中許多于我有利的評論和報道，如“中國機遇”說等，應予報道、轉發，適度放大這種聲音，達到某種輿論平衡。

　　對中國存在的困難與問題、天災事故等突發性事件，應該及時進行報道，這與堅持正面報道為主的原則并不矛盾。相關中國媒體按照新聞規律積極報道些新聞，有利于在公眾中樹立中國媒體的公信力，增強報道的可信度和影響力。

　　西方媒體對國際事務和中國事務的報道看似客觀和零散，有時也顯得很公正，實際上他們在報道中始終貫穿著他們的價值觀念。我們的報道要產生更大的影響力，也應該有我們自己的“魂”，即認真設計新聞議題。中央提出的重大方針政策可以設計成報道議題進行廣泛報道，比如“做負責任大國”“構建和諧社會”就是很好的對外報道議題，比如“和平與發展”的觀點也可以成為很好的對外報道議題。中國傳統文化中“和為貴”“共享太平”文化精神都可以設計成報道議題對外報道。比如對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活動的報道，就應該將中國上述傳統價值觀念貫穿其中。(作者：郭招金/中國新聞社總編輯)

　　來源:新華網--中國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