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23日電 綜合上海文匯報消息，北京時間昨天上午10點，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團的20名原告在團長王選的帶領下，在日本東京高級法院參加訴日本政府案的二審第10次開庭。兩名原告代表作了最后的陳述，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國受害者謝罪，并對受害者作經濟賠償。由5位日本律師組成的辯護團在法庭上為中國原告作了最后的辯護。

　　這20名原告來自湖南常德、浙江義烏、寧波等地。庭審結束后，中國原告與日本律師、中國的留學生和志愿者及日本的和平運動人士進行了半個多小時的游行。隨后，王選和中國原告、日本律師一起來到日本國會，向日本政府遞交了請愿書。

　　這場跨國官司，歷經8年，一審開庭28次，二審開庭10次，昨天是二審的第10次開庭，也是原、被告最后一次對簿公堂。按照日本法律，二審的判決書將在今年8月下達。如果原告不服判決，還可繼續上訴進行三審。

　　中方原告代表王選：日政府應明確表態

　　昨天中午，在法庭第10次開庭結束后，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訴訟團團長王選率原告團成員和日本律師上街游行，并向日本國會遞交了請愿書。她對代表日本政府接受請愿書的日本內閣府大臣官房總務課課長助理伊澤誠資表示，兩年前，東京地方法院在一審判決時已經對日軍細菌戰的事實作了認定。中日雙方對此認定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但日本政府至今未就這一認定明確表態，也未向中國受害者謝罪和賠償。王選表示，有關日軍細菌戰的罪行調查，中日民間人士已經做了不懈的努力。日本政府應該就此開展調查。如果細菌戰的罪行不調查清楚，這個話題就永遠不會了結。

　　昨天下午，在日本國會議員會館參加了集會后，王選再一次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王選表示，日本法院對細菌戰罪行事實的認定意義重大，認定事實比賠償更加重要。她表示，這場訴訟已經到了進入技術層面談判的階段，目前需要建立一種外交上、政治上的談判通道，共同對戰爭責任進行法律意義上的認定。

　　日本律師：政府必須尊重歷史

　　從1997年日本友好人士向細菌戰中國受害者提出通過訴訟渠道將日本政府告上法庭的建議以來，中國受害者的訴訟行為一直受到日本友好人士的支持和資助。以土屋公獻為團長的日本律師團為中國原告提供了無償的法律援助。昨天，5位日本律師在法庭內外再次就日本政府的戰爭責任等問題發表了法律意見。以下是他們發言要點摘錄。

　　土屋公獻(中國原告律師團團長)：

　　戰爭受害個人可起訴國家

　　一審判決對細菌戰罪行的事實已經作出了認定，而一審判決中法官有關戰爭責任的思路是傳統國際法的模式。按照國際法現有的進展，受戰爭侵害的個人也可作為法律主體向國家提出賠償。

　　萱野一樹：

　　細菌戰不能用一般法律條文

　　細菌戰具有的殘酷性在人類歷史上無與類比，其過程之殘酷，危害之大，后果之嚴重，均具有特殊性，在追究責任時也必須特殊對待。不能用一般的法律條文，比如追訴責任的時效等來對待這一案件的判決。

　　荻野淳：

　　政府掩蓋真相錯上加錯

　　一審法院已經對細菌戰的事實作出了認定，細菌戰的事實和危害已經不容否定。現在的問題在于戰后。政府在行政上不作為，在立法上不作為，而且掩蓋事實真相。這是錯上加錯。政府應該就戰爭的責任、對戰爭受害者的賠償或補償進行立法，在行政上有所作為，而且公布事實真相。

　　西村正治：

　　明治時期法律不適用本案

　　一審法院雖然認定了細菌戰的事實，卻以“國家無答責”為由判中國受害者原告敗訴。“國家無答責”是日本明治時期的一條法律，現行法律中并無這一條文，因此并不能作為本案判決的依據。

　　一瀨敬一郎(中國原告律師團事務局局長)：

　　根據《日華和平條約》宣判是錯誤的

　　3月18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在二審宣判中，再度駁回了在日本侵華戰爭中被強擄作慰安婦的中國婦女郭喜翠等人的上訴請求。在庭審中，法官認定了當年的侵害事實，卻以根據1952年由“中華民國”和日本政府簽訂的《日華和平條約》“原告方的索賠權已超過訴訟時效而歸于消滅”為由，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在日本戰后賠償的相關訴訟判決中，根據《日華和平條約》認為索賠權歸于消滅的司法判決尚屬首次。這一判法是錯誤的。

　　日本政府1972年與中國建交時已經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并與臺灣斷交。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這個政府就具有了合法性。而判決卻以1952年日本政府與臺灣簽訂的《日華和平條約》為法律依據，當時的臺灣對中國(大陸)國民已經沒有管轄權和支配權，在法理上已經不是合法政府，不能代表中國。日本法院用這樣一個“小法”來作為判決依據，作出的判決顯然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