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如何協調好香港與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的種種關系，如何讓香港社會內部利益訴求的表達有一個暢通的渠道和良好的協調機制，也是新特首最為重要的任務

　　-文/易憲容

　　香港特首的變更是大事，也是小事

　　對于香港來說，董特首的辭職，既是一個大事，也是一個小事。說它是大事，是大新聞，就在于香港作為一個行使行政主權的政府，它的首腦的變化必然會改變整個香港政府的問事風格，改變香港政府的一些喜好及政府施政的關注點。因此，香港特首的變化，自然會成為當地的大事或大新聞。

　　但是，為什么說它是小事呢？因為，在一個自由民主、市場發達、法律較完善，加上有一套完善的公務員體制的社會中，任何行政官員的變更都不會涉及到政府治理機制的重大改變，都不會涉及政府制度內核心的價值觀念的重大改變，更不會改變社會民眾個人權利的張揚與努力。

　　在這種政府的制度框架下及這種核心的價值體系內，個人所起到的作用都是有限的，他只能夠順勢而為。

　　所以說，對香港社會來說，香港特首的變更只是一個小事。

　　因此，對于香港特首的辭職變更，重點不在于對該事件有多少政治上的猜測，更不是來推測新任特首上任后政治權力如何劃分與平衡，而是要理解在香港這種政治經濟環境下，新任特首如何來定位自身。新任特首在現有的約束條件下該做什么及不該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及不能做什么，這樣才能找到香港社會未來經濟發展之路向。

　　在此之前，有必要對董建華任內所經歷的事情進行一番回顧，以便為后來者提供參考點。

　　毫無疑問，董特首是誠心誠意地在為香港人做事、為香港的利益任勞任怨。事實上，當無任何從政經驗的董建華出任特首時，面臨的是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而且一上任就經歷亞洲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從而使得香港經濟泡沫爆破、樓價急挫、經濟下滑、持續通縮、失業率創新高、負資產個案劇增等，香港民眾的經濟生活狀況從繁榮的峰頂一下就掉在地上。然后香港社會又經歷了禽流感、SARS等自然災難的降臨，以及政制紛爭等沖擊，經濟發展也由此出現了一些起伏。

　　從1998年開始，香港經濟陷入了負增長，通貨緊縮、政府財政赤字、失業高企都是香港以往數年少有的事情，再加上2004年底開始，一系列圍繞著“官商勾結”的糾紛，包括西九龍文娛區的單一招標受到猛烈抨擊，及紅灣半島居屋清拆事件等，更增加了香港社會利益的復雜性。

　　那幾年筆者正好在香港，香港民眾的感受能夠從他們的話語中感覺出來。但事實上，筆者當時就曾說，憑香港民眾所持有之財富和香港政府的經濟實力，這種經濟衰退更多是樓價暴跌所導致的賬面資產的減少，在實體經濟面并沒有產生實質性的變化。只要有機會，香港經濟很快就會發生轉變。

　　可以說，香港回歸以來，所發生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事件，特別是當香港經濟從繁榮高峰而落入谷底時，市民看不到香港社會的未來方向、市民之間出現利益上的爭拗是自然的。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在這種的情景下，無論是誰當特區政府首腦都是不容易協調這些關系的。

　　同時，香港回歸之后，盡管香港的基本制度沒有變，但是整個社會政治權力結構、市民的民主意識及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一個社會的政治權力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社會民眾的政治民主意識空前高漲的時候，既說明以往的制度安排已經不適應變化的社會經濟發展，也說明市民希望改變這種現狀的意識覺醒。在這樣的情況下，誰做香港特首都是一樣，要完全避免近年那種社會利益、政治利益爭拗之事件不發生是不可能的。

　　搞好兩個協調

　　既然香港特首的變更對香港未來經濟的影響不會太大，那么在后董時代，新任特首可能會把香港帶向哪里應該是比較明確的。正如有評論者所指出的，無論是香港政府的結構性財政赤字，還是香港的聯系匯率制度，作為香港經濟政策的左右手，香港政府是無法對此左右逢源的。即香港政府現在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搞擴張性財政政策，大規模刺激經濟、創造就業，也無法通過自主的貨幣政策來調整金融市場的貨幣環境。

　　這種情況下，無論誰做新特首，政策空間都是有限的。香港政府要做的是如何協調好與中央政府和國內各地方政府的各種利益關系、協調好香港社會中的種種利益關系。

　　對于香港未來經濟的發展，大多數人都把眼光看到香港如何來實現經濟轉型、如何來改變目前香港經濟“產業空洞化”的問題、如何來創立科技化、智能化的產業結構問題。其實，正如筆者在早幾年之前就指出過的那樣，這樣的一個思路完全是未來香港經濟發展的誤區。因為，以傳統的產業劃分標準來看，香港經濟“產業空洞化”是一個必然的過程。試想，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那些在當地屬劣勢的產業肯定會向低成本的地方轉移。在激烈競爭的國際市場中，這是現代企業得以取勝十分普遍的方式。如果香港的企業不這樣，它根本不可能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中有立足之處。

　　至于希望香港來創立高科技及智能化的產業結構，這種想法是較為理想化了。因為，在現代社會中，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任何企業都希望用這樣的產業結構來生產高附加值的產品，來獲得企業的壟斷利潤，來快速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這種產業結構生成與成長最基本的條件與環境是什么？是深厚的科學研究基礎與大學教育，由此培養并涌現出所需要的人力資源。

　　還是在1990年代末，香港政府就規劃創立香港的數碼港、中藥城等，但結果不盡如人意。何也？最大問題就在于香港既沒有這種科技基礎與環境，也沒有所需要的人力資源。或許，在世界范圍招聘幾個所需要的人才還是比較容易，但是要想通過從世界招聘全部所需要的人力資源是不可能的。看看美國及臺灣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歷史，如果香港還是希望在這方面加大投入與發展，結果可能會事與愿違。

　　其實，一個地方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就在于如何利用該地的優勢與他人競爭。對于香港，目前最大的優勢是什么？在筆者看來，就在于如何以中國內地為腹地，發揮香港的制度優勢、市場優勢及人力資源優勢。

　　看看香港最近幾十年的歷史，特別是近兩年的歷史，就會發現，香港經濟基本上是在中國內地這個母體上成長與強大的。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帶來香港經濟前所未有的繁榮。近兩年來香港經濟之所以能夠在嚴重衰退中崛起，就在于內地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中央政府通過“自由行”、CEPA等政策幫助香港經濟走出困境。可以說，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融合，不僅為香港經濟注入了活力，為香港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提供源泉，也部分帶動了國內經濟快速穩定的增長。

　　香港旅游業成倍地成長，內地企業涌入香港上市，這些都是香港制度與市場優勢所在。因此，如何協調好香港與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的種種關系應該是新特首最為重要之任務，由此香港的制度優勢、市場優勢、人才優勢才能夠產生巨大的作用。

　　CEPA的推行、“自由行”的擴展給香港注入了活力，但只要對香港與內地的情況有一定了解的人，就知道其中要做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

　　對于經歷了過去七年經濟衰退的香港市民來說，香港經濟形勢已經開始好轉，香港社會也亦漸入佳境，加上內地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這些都為香港新特首帶領民眾發展社會經濟創造了一個好的機會。

　　但香港社會各種利益的訴求同樣不可避免，而這些訴求的表達方式也可能會多種多樣。如何讓這些訴求的表達有一個暢通的渠道，一個好的協調機制，這也是新特首最為重要的任務。(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