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新社中國經濟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作為一個研究宏觀經濟政策的學者，陳東琪不僅重視理論研究，更注重具體的操作和手段搭配，注重政策的運用以及帶來的實際效果。正因為他的政策建議常常能對現實發生影響，他才被路透社評價為對中國經濟政策最有影響的中國經濟學家之一。

　　陳東琪是個勤奮多產的經濟學家，在他涉獵廣泛的著述中有一條主線：宏觀調控。注重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尋找政府決策的最優方案，是他在深刻理解中國現實中的理性選擇。剖析陳東琪宏觀調控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歷程，將有助于讀者理解中國的政府決策選擇。

　　兩度贏得“中國的諾獎”

　　中國正在褪去計劃經濟的色彩，但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就如同2004年的中國宏觀調控，在褒貶不一中，還是有著市場化色彩加重的趨勢。雖然有些評論認為，中國市場化的步伐應該邁得再大些，開放的力度再強些。但在中國宏觀政策研究領域頗具“江湖地位”的知名學者陳東琪卻認為，轉軌中的中國經濟，“穩中求進”是上策。

　　現任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兼經濟所所長的陳東琪，主要工作就是為政府宏觀經濟決策的提供建議和思想，同時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帶博士。宏觀調控是他研究的著力點。

　　觀察陳東琪的經濟研究軌跡，可以發現，1999年調任國家計委(現在的發改委)后所提出的政策建議思路，與之前其在社科院的理論研究是一脈相承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17年的學術熏陶，為他后來政策思想框架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1982年初，陳東琪自湖南師范大學考入社科院經濟所攻讀碩士學位，師從田光教授研究《資本論》。當時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發軔，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時期。陳東琪跟蹤西方經濟學發展時，注意到了波蘭、捷克、南斯拉夫、匈牙利等東歐經濟學家的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的探索。于是，他開始系統研究原蘇聯、東歐和中國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理論，并且于1988年出版了《探索與創新--東歐經濟學概論》。該書填補了中國“外國經濟學”和“比較經濟學”研究的空白，當時在經濟學界影響很大，獲1989年全國圖書獎。

　　東歐的改革實踐對陳東琪的觸動非常大。原來潛藏在內心的參與中國改革實踐研究的欲望被徹底激發起來。

　　早在1978年，當時還是湖南師范大學政教系一年級學生的陳東琪，從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的一篇宣揚農村聯合承包制成功經驗、鼓勵改革的文章中捕捉到了信息，他敏銳地意識到中國的有些東西要發生變化了。“我覺得要改革了肯定要搞市場經濟，至少要改變現狀，所以我覺得經濟很重要，我要研究經濟，要學習經濟學。”這促成了陳東琪的大轉行，逐漸涉足經濟學領域。

　　1986年，碩士畢業后留在社科院經濟所任職的陳東琪主動請求由經濟思想研究室調到國民經濟問題研究室(現在的宏觀經濟研究室)。從此，他的研究領域和視野轉向為中國改革實踐提供理論支持。

　　社科院一直匯聚著中國社會科學知識分子的精英。而中國改革對理論指導的需求，使當時的國民經濟研究室吸納了許多中國頂尖的經濟學家，如楊堅白、劉國光、董輔衽、烏家培等。在這樣的氛圍中，不僅提高了陳東琪的學術素養，而且令他有機會參與到中國改革和發展政策研究的最權威群體中。

　　1987年，中國面臨高通貨膨脹的風險，社會經濟的穩定和前期改革成果的鞏固面臨很大挑戰。中國政府相關部門委托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上海社科院等權威研究機構研究“3.5.8改革方案”(從1988年到1995年)。社科院課題組由原副院長劉國光教授率領，陳東琪是主要執筆人之一。根據當時的現實和對未來中國改革的可能預測，課題組提出了“穩中求進”的總體改革思路。這次研究的成果，為中國后來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和可持續經濟增長奠定了政策框架的思想基礎，“穩中求進”從此也就成為陳東琪研究宏觀經濟調控的理論支點，同時也為他贏得第一個孫冶方經濟學獎。這個獎項可以看成是中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陳東琪第二次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是幾年后與楊堅白等學者合寫的《新中國經濟變遷與分析》。那是從歷史角度來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路徑、發展階段和當時的政策變化，揭示其中隱含的經濟規律的專著。如果說“3.5.8改革方案”中提出的“穩中求進”，為陳東琪的經濟改革、發展和宏觀調控理論思想確立了重要基點，那么《新中國經濟變遷與分析》這本書則反映了陳東琪對尋找政府最優決策的強烈理論渴望，以及對中國經濟發展規律認識的穿透力和超前眼光。

　　建立“強波理論” 準確預見經濟趨勢

　　遍覽陳東琪關于宏觀調控的文章，會發現“微調”、“預調”、“穩健”這樣一些貫穿其研究始終的字眼，這些字眼很簡單、平實，就像陳東琪本人言行的簡單、平實一樣。

　　在陳東琪1998年的《再論“穩中求進”》中，曾經專門闡述了他的“穩中求進”和“微調”的思想理論核心。

　　1987年，中國經濟由“軟著陸”轉向回升過程，“穩中求進”的思路被淹沒在社會各界對政府放松銀根、刺激需求的呼聲中。對改革和發展的急于求成使政策傾向于全面放松需求控制，最終出現了1988年的經濟過熱。當短缺和高通貨膨脹使國家的運行系統難以承受時，政府不得不于1989～1990年進行了幾乎是急剎車的緊縮，實行持續3年之久的治理整頓。從1987年到1990年，經濟發展經歷了大起大落，付出的代價很大。時隔十年，當1996年中國經濟再次成功實現軟著陸時，中國政府明確了“穩中求進”的政策方針。

　　和劉國光、張卓元這樣一些務實的經濟學家的看法一樣，陳東琪認為，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面臨“體制”和“發展”雙重轉軌的大國來說，要同時較好地完成市場化取向改革、實現發展模式轉換和可持續增長的任務，實行穩健的政策是比較科學而有效的選擇之一。在新體制完全確立之前，由地方保護主義傾向和國企弊端引起的投資需求膨脹壓力會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導致需求和增長的速度上去容易下來難。轉軌時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追求應當是，在動態平穩基礎上實現持續增長，要貫徹“靈活微調”和“穩中求進”的總體政策精神。走漸進之路，適合于中國整個體制和發展的轉軌時期。

　　當然，政府的政策如何具體選擇，怎樣操作才更有效，首先取決于對動態經濟變化趨勢的深刻認識。上個世紀80年代末，陳東琪開始研讀自1840年以來的中國經濟變化，并且獨立建立了“強波經濟理論”。他認為，中國經濟的動態運行和發展，同樣要經歷每隔30～50年一次的大循環周期，即長波周期。在每一次長波中，又會有幾次10年一次的中波，而在每個中波中，還會有一、兩個短波。

　　根據陳東琪的長波理論，中國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開始，到2020年，恰好是一個長波周期。這其中，十年一個的中波已經出現了兩次，分別是1980～1989和1990～2000，從2001開始，中國進入到第三個中周期，也就是中國逐漸追求均衡協調增長的時期。

　　強波理論成為陳東琪宏觀調控理論又一個支點。在中國經濟多次的波動中，強波理論為陳東琪提出務實、可用的宏觀經濟政策建議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

　　2002年的中國經濟出現了“倒春寒”，置身于“9·11”后世界經濟的波動中，許多人擔心中國經濟會掉下來。6月，在某次高層政策座談會上，陳東琪非常有把握地說，中國經濟已經從調整階段，步入新一輪中周期的上升階段，世界經濟波動的影響是有限的，2002年中國經濟會經過先抑后揚的過程，“十六大”前的中國經濟增長不會出現下滑。事實最終印證了他的判斷。

　　2003年面對SARS給中國帶來的普遍恐慌，陳東琪同樣是在高層經濟形勢與政策座談會上樂觀的提出：“只要中國政府能夠控制住SARS的蔓延，這場危機只會對中國經濟造成短暫的沖擊，不會改變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中國經濟仍將在快車道運行。”結果再次證明陳東琪是對的。

　　尋求政府實現最優決策的途徑

　　1999年，陳東琪被調到在宏觀調控方面具有權威性和相當影響力的機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國家計委)，擔任其直屬研究機構經濟研究所的所長。此后六年間，陳東琪不斷豐富著他的宏觀調控理論，不斷努力尋找促使政府實現最優決策的解決方案，他注重具體的操作和手段搭配，注重政策的運用以及帶來的實際效果。

　　六年中，陳東琪提出了許多深具影響力的政策建議：2000年的“新的政府干預思想”和政府職能轉變建議；2001年的“打破地方市場分割、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的建議；最近兩年提出的適應中國國情的均衡增長理論和“雙穩健”(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結合)思路等等。這些建議的影響，在隨后的宏觀調控實踐中逐步顯現。可能是因為這些影響，陳東琪才被英國路透社評價為對中國經濟政策最有影響的為數不多的幾位中國經濟學家之一。

　　從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到現在，宏觀調控所面臨的環境和調控方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的宏觀調控更像是在利益集團博弈中進行的。上至中央各部門之間，中至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與中央之間，下至企業之間，協調統一的難度在加大。所以陳東琪說，在中國經濟發展處于相當敏感的時期，宏觀調控難度加大，應當特別注意調控的技巧，應當加快改革和創新宏觀調控的機制，應當用新的、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調控方式替代舊的、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調控方式。

　　2004年宏觀調控初期所引起的反應和評論空前復雜，就像是一盤多方參與的跳棋，地方、部門、國企、民企等各方都想以最快速度和最佳路徑向前推行。后來在中國政府宏觀調控的決心不可動搖，以及市場、行政、法律等“組合拳”的重壓之下，宏觀調控才得以較好的實施。

　　但是，在陳東琪看來，目前市場發育不足的體制環境，特別是引發地方政府多元博弈的地方經濟格局，正在影響追求總量平衡的宏觀調控的效果，阻礙和制約中央政府實施最優宏觀調控決策的路徑選擇。他感到他的研究視野應當逐步擴散到更為廣泛的環境改善和應對上。其實，在2000年出版的《新政府干預論》中，他就敏銳地注意到，政府部門行為的越位、錯位和缺位這樣的“三位”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宏觀調控行為，降低了宏觀調控質量，加大了宏觀調控成本，妨礙“政府最優決策”的實現。怎么辦？應對加快轉變政府的職能，應對促使政府從插手市場轉變為提供公共服務，減少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和行政影響，減少部門利益的糾葛，減少地方保護主義，促進全國大市場的形成。這些認識，隨著進一步的宏觀調控實踐而明顯加深了。

　　陳東琪也注意到，入世后，隨著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加快，國際資本、貿易的大流動、大循環，以更直接的方式影響著中國經濟，同時也或多或少地影響著中國經濟政策的取向和操作。所以，陳東琪開始把宏觀調控放在世界格局的大背景下來設計和考量，更加注重調控方式中“對外因素”的改善，企望尋求全球化條件下政府最優決策實現的新途徑和新方式。

　　智者澹然

　　奉行中庸之道的陳東琪，有時甚至被疑為太過保守。他的人生也平穩而順暢，沒有大起大落的悲歡。這樣的生活是否太過寡淡？

　　他的學生史宏燕說，能從平淡中品出生活的真味才是智者。經濟學講求規律：一國的經濟無論是在波峰還是波谷的時期都非常短暫，連接這兩個拐點之間的狀態卻是長時間的現實和平穩。所以平淡才是經濟的常態。理論也許是完美的，但是太完美的政策也許不適合操作。所以容許一些不完美的存在，因為它是現實的部分。就像中國的宏觀調控，依然會有行政的手段攙雜其中。但是相較于開放前的一刀切，1990年的急剎車，2004年的宏觀調控無疑是最成功的。不僅提前預見到了經濟過熱的危機，進行了預調節，同時也是市場化色彩最濃重的一次。所以，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從計劃調控到市場調控也是一個漸進的轉變。就像陳東琪也清晰地意識到自身計劃經濟的烙印，所以時常有意識地去清洗。而不是保有著它。

　　版塊

　　湖南口音

　　1989年，陳東琪赴美。他作為社科院的培養對象，面臨著三個出國的選擇：到澳大利亞讀數量經濟學的博士；到英國皇家學院作一年的訪問學者；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到美國去讀書。“當時我說我想了解當代最先進的、最自由的地方，那就是美國。”就這樣，陳東琪并沒有多考慮，就來到了美國。

　　初到美國，他需要在科羅拉多進行為期三個多月的英語強化學習。湖南口音，為他帶來了一些小麻煩：“我的‘L’和‘N’總發不好，我們那個女老師特別好，她就告訴我應該怎么樣，但是我還是原來那個樣子，她就會叫喊起來：‘不是那樣的！’但沒辦法啊，我也不是有意的，改不了。”說著，陳東琪哈哈大笑了起來。

　　創造了土豆面的人

　　陳東琪有一個絕活，可謂世界獨有——“土豆面”。

　　“土豆切成丁，煮了，打上雞蛋，做成豆醬，蓋在面上。這個是我發明的，那個時候，錢少，土豆便宜，煮面的時候放一點，這不就挺好嗎。說不定這是以后一個重要菜系里面的一種。”陳東琪的女兒特別喜歡吃爸爸親手做的土豆面，在外讀書的日子里，她在惦念父母的同時，會經常想起“土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