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21日電 《中國青年報》今日載文指出，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已鄭重宣布，明年將在全國免征農業稅，原定5年取消農業稅的目標3年就可以實現。這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一項重大戰略性舉措。

　　取消農業稅的深遠意義

　　稅費改革，如僅僅是減輕賦稅，仍保留稅和稅收任務，單靠有限的基層稅務征管人員，無法面對成千上萬的小規模農戶，更無法完成非農業稅費的“搭車”征收任務，鄉村干部仍是征稅的主要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擁有一支世界上最龐大的收稅隊伍，稅費改革之后的征稅成本仍較高。取消農業特產稅和農業稅這兩個稅種，也就鏟除了“搭車”收費的根基和平臺，免除了征稅成本，為城鄉統一稅制，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農村改革，轉換基層政府和村民自治組織的職能創造了條件。

　　取消農業稅后鄉村治理矛盾凸顯

　　文章指出，在鄉村治理方面，鄉鎮和村這兩級組織各自都具有兩種職能，一是為本社區居民提供公共產品，鄉鎮、村兩級組織有責任為本社區居民提供適合其規模范圍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務。二是執行從中央到省、地、縣布置下來的各項任務。履行這兩種職能都需要財力為保障。稅費改革以來，因減免農業稅而各地減少的財政收入，主要由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轉移支付予以補助。2003年中央財政轉移支付305億元，2004年為了推進農村稅費改革，中央財政轉移支付510億元。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2005年用于這方面的支出將達到664億元。而稅費改革之前政府和村社區組織通過農業稅、農業特產稅、“三提”、“五統”及攤派實際上從農民那里每年要收1500億元～1600億元，稅費改革盡管有鄉鎮機構、農村教育的配套改革，但財政缺口仍較大，鄉村兩級的財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在“正稅除費”的改革時，由于稅率提高，農業稅增加的部分留給了鄉鎮，村級減收較大。而取消農業特產稅和農業稅，徹底拆除了收費的平臺，執行從中央到省、地、縣布置下來的各項任務的功能相對弱化；但鄉鎮、村兩級自身財力匱乏和為本社區居民提供公共產品能力不足的問題凸顯出來。

　　文章稱，如果說稅費改革的結果是影響基層政權和基層自治組織的正常運行，該履行的職能不再履行，該為老百姓做的事不做了，從而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短缺，影響農村公益事業的發展，這顯然與稅費改革的初衷相違。

　　建立農村公共財政體制

　　解決再分配的公平問題要著力建設農村的公共財政體制，以公益事業優先為原則，保證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公民可享受大體相同的公共服務。要建立規范、透明、公正的財政轉移制度，首先要界定鄉鎮和村兩級各自的職能(事權)，核定鄉鎮和村兩級各自的基本需求。固然不同地區的現有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但應保障對不同地區的鄉村基層的最低限度的基礎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治安、環境整治、困難群體補助等基礎性公共產品的供給，基層機構的財力不足，則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解決，也就是使財政體制具有平衡地區間提供基礎性公共服務的財政能力。只有做到這點，取消農業兩稅才具有實質性意義，政權的基礎才能穩固，農民的福祉才能真正得以實現。

　　鄉村治理結構的改革與完善

　　文章提出，取消農業稅及附加，鄉鎮只剩下支出功能，是否還有必要是一級財政？鄉鎮的財政可以由縣管，但鄉鎮作為一級政府仍有必要存在。2000多個縣不可能直接面對67萬多個行政村，在縣與行政村之間有一級政府，使其逐漸成為社區公共事務活動的中心，將有利于農村的發展。而鄉鎮基層政府今后的走向應是從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轉向有限功能的政府；從自上而下、行政指令式、搞運動、圍繞中心工作轉的工作方式和治理模式，轉向群眾參與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工作方式；從自上而下、行政型的政府轉向高度自治的政府；從統治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為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深化農村改革，進行制度創新。

　　目前，一些地區正在進行探索，把村民代表大會做實，從而在村級組織的議政和行政之間建起一種民主制衡的機制，由村代會對執行機構(村委會)進行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防止違背民意、權力腐敗等問題的發生。如果這種體制能夠成功，就可進一步把鄉鎮人民代表大會做實，由它來監督和制約鄉鎮政府的決策和行政。只有在鄉村兩級建立起有效的制衡機制，農村的公共財政體制才能真正落實，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才不至于流于形式，農村基層才能真正做到“有人辦事，有錢辦事，有章理事”。(張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