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沒有簽訂補償安置協議就強行拆除集體房屋的，可能將受到10萬元至50萬元的重罰，相關責任人還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3月15日，《北京市集體土地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草案)》在網上征求市民意見，作為北京市第一部關于拆遷的法律，該草案通過并執行后，將明確杜絕野蠻拆遷。(3月16日《新京報》)

　　野蠻拆遷行為不僅讓普通百姓深惡痛絕，也極大地損害了政府形象。因此，我認為，北京市頒布集體土地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并在網上征集民意，體現了一種善治思維，其重罰的辦法也值得嘗試。

　　以往野蠻拆遷的屢屢發生，跟制度約束的缺位有著很大關系。在我國的現行法律法規中，找不到規范拆遷行為的具體條款，盡管憲法在修正之后強調了個人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條款，但對于約束拆遷行為的作用極其有限。野蠻拆遷的頻發，跟法律的缺位有著重大關系，也正是出于這方面的因素，有些野蠻拆遷行為雖經媒體曝光，卻也未能根本解決或杜絕。

　　北京市制定出重罰的策略，在我看來是要通過罰款來建立起一種對野蠻拆遷者的制度約束。事實上，很多野蠻拆遷行為的發生，往往跟拆遷后的預期利益有著莫大的關聯，很大程度上是受利益驅使。在這樣的情況下，采取重罰的辦法，不失為一種對癥下藥的方法。通過重罰來削弱野蠻拆遷者的利益預期，進而約束野蠻拆遷行為，這是一種善治思路,體現了一種良性思維。

　　我不贊同將這種做法籠統地稱為經濟化崇拜。現實生活中確實有很多罰款不靈或者以罰代管的情形，但是，作為一種特殊的涉及公民基本生存權益的市場行為，重罰這種策略必不可少。因為，用經濟手段來協調市場問題、調解經濟矛盾，從本質上講，符合市場規律。

　　但是，我想，作為這樣一項體現善治的制度，不能止步于對集體房屋拆遷的保護，也應普及到對所有公民個人房屋進行保護，畢竟，我國憲法已經明確了對個人財產的保護條款，作出這樣的規定也符合憲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則。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這樣一項制度的執行問題，再好的制度執行不好也會與其初衷背道而馳。因此，這項制度通過之后能否順利地執行下去，也是對政府管理水平的一種考驗。我們期待著這種善治的思維能最終扭轉野蠻拆遷的狀況，給公民財產以更有力的保護。

　　【來源：燕趙都市報；作者：牛劍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