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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之間在一些政治議題上的對立沒有影響兩國間的經濟往來，日本企業對華投資有增無減，中日經濟交流合作強化深化的勢頭方興未艾

　　本刊記者/蘇琦特邀撰稿/陳言(發自日本)

　　2005年——二戰結束60周年，人們期待著中日政治關系能從“政冷”的狀況中轉變過來。但從過去兩個月的情勢來看，中日政治關系似乎從“政冷”走向“政冰”。與此相對應，中日間的“經熱”能否維持正成為人們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有人已開始從“政冷經熱”議論起“政冷經涼”。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日前赴日，采訪了日本政界、財界、企業界、學界等方面的人士。

　　采訪發現日本企業沒有減少對華投資，日本與中國的經濟關系更加緊密。雖然日本政治中顯現出了不少右傾保守的趨勢，但在對華關系上，日本政治與經濟出現了分離，中日經濟交往將更為頻繁和深入。

　　中日關系的新“政冷”和日本政治家的“臺灣感覺”

　　日本政府邀請李登輝于去年12月訪日，日本防衛大綱公開把關注重點對準了中國，日本在釣魚島的小動作，美日安保咨商會針對臺海問題的聲明——2005年前后，中日“政冷”不斷被添進了新的內容。這其中，臺灣問題正成為日本右翼勢力頻頻出打的一張牌。

　　一直為“臺獨”營造輿論的日本右派報紙，在日本政府決定在愛知博覽會期間(2005年3月25日至9月25日)免除臺灣居民入境簽證后，立即在報紙頭版上發表文章說，這讓李登輝訪日終于有了可能。而日本政府事實上在12月就突然宣布給李登輝發15天的簽證。這讓右翼勢力大喜過望。

　　日本政府不是不知道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態度，對于李登輝訪日會出現的種種麻煩，對于日本尾隨美國對臺海局勢“公然”表示關注可能導致的中日關系的倒退，日本政府究竟什么態度，《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東京接觸了經常發表親臺言論的參議院議員武見敬三。

　　“我大學畢業后去臺灣留學，在臺灣有很多朋友。”武見一開口就表明了他和臺灣的關系。

　　武見敬三說：“臺灣問題是中國國內應該和平解決的問題，這是1972年簽訂的日中共同聲明中的一個內容。我們要強調的是海峽兩岸和平解決問題，日本在能合作的地方進行合作。我們不支持臺灣獨立，也不支持中國在福建省加強軍事力量。通過政治和談，通過不使用軍事手段來解決臺灣問題，這是我的基本立場。”

　　日本政治家中有不少人在心理上對臺灣有種特殊的感情，特別是年輕政治家尤其如此。原因何在？

　　為此，《中國新聞周刊》專訪了日本眾議院議員、日本前外相河野洋平的兒子河野太郎。說到日本政治家的“臺灣感覺”，河野講述了一個鮮為人知的背景：“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自民黨決定留一個部門保持和臺灣的關系。自民黨青年局屬于黨內的小字輩，對政策沒有太大的影響力，就讓青年局負責起了和臺灣的交往。”

　　河野說，青年局的人到臺灣去了以后，沒有太多的事情可干，每天和臺灣年輕政治家在一起喝喝酒，唱唱卡拉OK。幾十年過去了，自民黨青年局的人現在成了黨內的重要干部，臺灣過去的那些年輕政治家也都走到了政治舞臺的前臺。“有不少議員總是以在臺灣有多少朋友為榮。”河野太郎說。

　　這種心理上的與臺灣的近距離，與面對中國迅速發展時的心理不適，正好形成一股有意無意間推遠中日關系的合力。“日本一直跟隨美國，沒有自己的大戰略。在自民黨和民主黨高層中，不存在知道如何與中國正確打交道的人物。”河野太郎頗感無奈地指出。

　　在這種情勢之下，中日“政冷”僵局一時還難以出現較大的轉變。

　　日本國內的政經分離與中日“經熱”的延續

　　那么，這種局面是否影響到經濟層面，導致中日經濟關系漸行漸遠，出現“政冷經涼”的局面呢？《中國新聞周刊》在東京就此問題采訪了新日中友好21世紀委員會日方主席小林陽太郎。

　　小林陽太郎除了擔任新日中友好21世紀委員會日方主席外，也是日本最大的經濟團體——經濟同友會的終身干事。作為富士施樂公司的董事長，他是日本財界領袖之一。小林曾以個人的名義在去年9月直接批判過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那以后不斷有右翼的宣傳車開到小林家門口，采取謾罵、放噪音的形式向小林施加壓力。2005年年初，有人往小林家大門口放置了火焰瓶，讓壓力進一步升高。就在本刊采訪他的前一天，小林回家拆看來信時，還發現有人寄給他了一發30毫米口徑手槍的子彈。

　　小林陽太郎認為：“現在日本國內的政治與經濟出現了分離。”他指出，泡沫經濟的破滅令日本經濟界對長期以來政、官、商之間過分緊密的關系進行了反思，因此目前日本政經兩界的關系不像以前那么緊密。這或許也是日中間的“經熱”沒有能夠推動“政冷”改觀的原因之一。今后該如何妥善處理這種分離的狀態，加強日中兩國的經濟交流，日本企業確實面臨著不少課題。“但加強與中國的關系，這是日本主要經濟團體的一個共識。”小林說。

　　在中日政治關系不那么和諧的時候，中日經濟交往沒有受太大的影響，其原因何在？小林陽太郎分析，還是由于中日之間存在經濟上的互補，經濟交往對兩國都有利。

　　1月26日，日本財務省發表了一組讓日本人覺得既在情理之中，但又多少有些意外的數字：戰后日本最大的貿易國從美國轉為中國。2004年，日本對華貿易(包括香港在內)比上一年增加了17.0%，達到22.2萬億日元，比只增加了1.1%、數額為20.5萬億日元的對美貿易要高出了許多。而且這種趨勢短期內不會出現逆轉，中日貿易今后還會不斷地壯大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貿易額大幅度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企業把生產據點轉移到了中國，是日本企業調整生產結構的結果。

　　回想2002年，當中國取代美國成為日本進口產品最多的國家時，“中國威脅論”曾一度風靡日本，日本媒體也大大地炒作過。

　　但是，在日本對華出口迅速增長以后，“中國威脅論”漸漸消退。按日方的統計結果是，2004年與2002年相比，日本對華出口增加了2.44倍，進口只增加了1.71倍。

　　與此同時，日本企業界正在加緊對華投資，尤其是加大了在高附加價值的零件、材料、半導體制造裝置等方面的投資力度。歐姆龍公司的涉外部主事立石真太郎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歐姆龍將在2006年向中國投資300億日元，在中國的銷售額達到500億日元。到2008年歐姆龍在中國的總銷售額最終將達到1500億日元。”

　　日立制作所專務董事中西宏明則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表明了他們更大的一個設想：把該公司的中國業務經過整合后，成為中國城市建設的一個力量 除了人們日常接觸到的家電產品外，日立現在在中國的業務主要集中于生產發電設備等大型機電產品。中西說：我們要把日立的技術捆綁到一起，為中國提供一個綜合性的服務。為此，日立到2006年要把對華業務規模擴大到70億美元(相當于7200億日元)。

　　《中國新聞周刊》還采訪了新日鐵、京瓷公司、朝日啤酒、資生堂等一系列日本企業，這些企業所處的行業不同，但在中國業務上意愿相同：看好中國發展，愿意加大對中國投資，并加快從以中國為生產基地到以中國為消費市場的轉型。此外，日本經濟界人士還普遍達成了這樣一個共識，即隨著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次第舉辦，中國經濟發展在今后五年內將迎來一個新的黃金發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