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中的顧長衛可以用三個詞概括：低調，寡言，好好先生。

　　在多年的朋友眼里，顧長衛還有“講究生活品質，很有趣”的一面。表情木訥的他甚至會跳舞，像昆汀·塔倫蒂諾影片里那種舞蹈

　　-本刊記者/陳曉

　　2005年2月，當處女作《孔雀》在柏林拿到銀熊獎之后，顧長衛的生活就開始超負荷運轉。捧著在柏林拿到的銀熊獎杯，帶著在德國患上的感冒，他在打著吊瓶的時候，就開始配合發行商在各個城市奔波。前天在成都，昨天去上海，今天飛回北京。剛下飛機，就被拉到三里屯一家酒吧接受采訪。把背包從肩膀上卸下坐定之后，他上下掄動著胳膊。從柏林帶回來的重感冒和連天的奔波，讓他“腰酸背痛”。

　　可經歷了這么密集的推銷行程，他依然不會替自己的作品多說幾句漂亮話。采訪中途有其他記者的電話進來，他總是重復說著：去電影院看吧，這是一部很好的片子，不會讓你失望的。這幾乎是他向外界推銷自己處女作的惟一說詞。

　　采訪正是晚飯時間，剛下飛機的他要了一碗面，扒拉給記者半碗。整個采訪就繚繞著一股西北的面香。

　　《孔雀》的情節已經耳熟能詳。一個五六十年代背景，一戶北方的普通家庭，三個孩子的成長故事：像飛蛾撲火一樣堅持理想的姐姐，身患智障、卻非常鬼精占盡便宜的哥哥，還有在消極無用的外表下隱藏著極大勇氣的弟弟。

　　影片的題材似乎沒有脫離第五代導演的窠臼，但卻贏得了最多的感動。

　　“要是不能認識過去，對現在，對未來的認識也不會清楚。”

　　中國新聞周刊：《孔雀》這部片子，國內很多導演看了都說深受感動，甚至流淚，最觸動你的情節是什么呢？

　　顧長衛：(埋頭思考良久)你看了，你覺得什么地方最觸動你？

　　中國新聞周刊：當然是里面最經典的鏡頭：姐姐騎著自行車，拽著降落傘在擠滿人群的陋巷中飛奔。

　　顧長衛：這種情景我也會很感動。其實這三個人的生活態度都徹頭徹尾，非常鮮明。我比他們誰都不如。我拍他們的故事就像是重新活三回，就像是彌補生活中的缺憾。我也像姐姐那樣活了一回。特別想把那些理想主義的光彩(發揚到)最照人的長度。

　　我覺得更多的人都是沒有姐姐那么鮮明沒有弟弟那么……都是比較中庸的。其實這個片子很寫意，而不是那種很寫實的。這些人物設置都有兩三個面。我把它們解構了，把每個面發揮到極致。我羨慕他們。我是懷著敬意去表達。

　　中國新聞周刊：對早早退休，一事無成的弟弟，你也懷著敬意嗎？

　　顧長衛：我覺得悲觀消極也是要有勇氣的。你有勇氣出走嗎？我也曾經逃跑過。我在西安火車站的候車室呆了兩個小時又回家了。弟弟先跑到養老院，又跑到更遠的地方。我覺得作為一個弱者你能承認自己是弱者，這也是需要勇氣的。還有他能夠從這個過程當中讓自己有所提高，比如說直接把那些比較麻煩的日子略過去了。不用戀愛、生孩子，不用折騰，呵呵。中國新聞周刊：《孔雀》在題材上似乎也沒有脫離第五代導演的窠臼，反映的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日子。如果拍當下生活的題材，你是不是無法把握？

　　顧長衛：其實人性的東西，過去跟今天沒什么兩樣。故事放在什么時代，背景沒關系，能讓你覺得它是一個好片子，一定是和人性相關的東西。我從來都覺得，故事放在50年代還是60年代，跟今天沒什么區別。因為你生活在今天，你會被瑣碎的具體的事所糾纏，不過從本質上回頭一看，其實沒什么不同。

　　理想主義就是叛逆者。像孔雀中的理想主義，在70年代會遇到困境，到了今天，不會因為滿足了理想，就可以太平生活。那不是理想主義者。

　　像姐姐這樣的人，在70年代她可以去夢，去做降落傘，可以那么瘋狂。她要生在90年代，當了傘兵，就會是老老實實的人嗎？個體的生命過程永遠會受到環境的違逆。計劃經濟的時候，連人的行為規范都給你計劃好了，當然違逆了個人的自由。改革開放后，90年代，還不是一樣。個體一定會在任何環境下，都希望擁有更多的自由空間，這就是人性。

　　未來也是這樣。30年后，50年后，科學可以發展，人類會繁衍，可本質上有什么區別。

　　要是不能認識過去，對現在，對未來的認識也不會清楚。

　　“電影本來生存就很困難了”

　　在柏林電影節獲獎之后，《孔雀》的票房節節攀升。而在最初上映時，上海曾經出現過一家影院只有十個人觀看的場景。以低調寡言著稱的顧長衛，也不得不走到前臺，為《孔雀》吆喝。他說，《孔雀》好在“不太裝傻也不太裝腔作勢，還算扎實”。

　　中國新聞周刊：從德國回來之后，打著吊瓶在各個城市奔波，配合《孔雀》發行。為什么要接受這種超負荷的任務？

　　顧長衛：從我的個性，真不喜歡別人知道我是顧長衛。讓別人都等著我說話，等著我表態，著實不符合我的個性。

　　但(頻繁宣傳)有多方面原因吧。也出于票房考慮，宣傳《孔雀》。我知道其實《孔雀》做的廣告太少了。雖然新聞媒體的評論報道會使這個題目越來越熱，但是不足以推動大多數的觀眾群到電影院看電影。

　　中國新聞周刊：你是在自己作品的上映過程中明白廣告對一部好片子的重要？

　　顧長衛：之前我就明白了，因為你知道公眾的習慣已經是這樣了。任何一樣東西都有很多種產品，要是沒有大量的廣告，觀眾會無從選擇。你看很多片子甚至都是假的，也未必好，但是它有鋪天蓋地的廣告，我知道自己十有八九會批評它，但是我還是會去看，因為我要看為什么大家要批評它。這就是廣告(的作用)。

　　中國新聞周刊：《孔雀》剛上映的時候，觀眾反應并不熱烈，現在的票房怎樣？

　　顧長衛：一天比一天好。比如上海，第一天上(映)和第十天上(映)差了十倍。

　　我覺得《孔雀》這個片子其實其他的條件都具備了，比如影片的質量，影片的觀賞性，它不是那種一直捂著捂著，一直到最后一分鐘才給觀眾看，放映一個禮拜后人就越來越少的電影。我們從剪片子的時候就不停地給各種人看，片子做完之后做了一個多月的試映。(《孔雀》)越放越熱，一天比一天票房高；而通常電影是剛投放的周末票房最高，然后一天比一天不好，市場本身是很殘酷的，它會檢驗這個東西是真是假。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拍《孔雀》的時候考慮到了很多市場的因素嗎？

　　顧長衛：拍的時候我沒考慮過。我也不知道市場喜歡什么。就是拍好。拍一個你想拍的，把它完成到最好的程度。但想拍也未必有預期。我最不愛有預期，預期好像有點像一個理想。

　　中國新聞周刊：拍片的時候，你是首先做好自己的個性表達？

　　顧長衛：那也不一定。我覺得個性要是太陽春白雪的話只能抓住極少數的觀眾。

　　我是O型血，很容易跟人相處，善解人意。所以我從來不擔心我做出來的是太陽春白雪的東西，根本沒人看。我這個人挺懶的，輕易不會做出決定，我要做呢，一定得是這個事情挺有意思。

　　我最經常被問到的問題是，為什么叫“孔雀”。每個人理解都不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孔雀”。電影不一定非要表達什么。每個人說一句話，都要想想是不是要承載著什么，代表著什么，他敢說話嗎？電影也是，別想那么多，現在人中毒太深，受這么多年偏激教育。什么都要先想想，要表達什么，主題思想是什么。沒有主題思想，我也不知道拍的是什么。你要依照你的感受，我們不是圣人，也不是智者。電影就是電影，電影本來生存就很困難了，還要承載這承載那。

　　中國新聞周刊：作為導演會以什么眼光看別人的片子？有沒有什么片子里的細節特別感動你？

　　顧長衛：有啊，有個電影叫《孔雀》，每天有一家人在走廊里吃飯，每次吃飯，其實都不同。有哥哥一個人在那里吃飯。家里人還沒吃，他就先吃上了；還有大家都吃完了，給姐姐剩一點，她一個人在那里吃，弟弟還來陪著他；然后一家人一塊吃飯的時候，媽媽把鵝給毒死。后來孩子們都走了，一家人越來越少，父母坐在走廊吃飯，就剩他們兩個，一邊吃飯一邊發呆。再后來，姐姐回來了，家里人又越來越多，弟弟也回來了，還帶著他的媳婦，孩子回來了……

　　就這樣，顧長衛像夢囈一樣，陷入了對《孔雀》所有細節的梳理和追憶中，陷入那些他非常熟悉的平民的細瑣里。雖然每個細節都跟吃有關，可他覺得，那些日常中的不平常，最能打動你。這種時候流露的點滴是最有真情的。

　　傳說中的顧長衛可以用三個詞概括：低調，寡言，好好先生。

　　在多年的朋友眼里，顧長衛還有“講究生活品質，很有趣”的一面。表情木訥的他甚至會跳舞，像昆汀·塔倫蒂諾影片里那種舞蹈。對記者表示的驚訝，顧長衛說：“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面，今天我只給你看到我的這一面。”

　　采訪結束時，顧長衛還叮囑著，別寫得太美，我都不敢看。只要有原汁原味，把這聊天像素材那樣放在那里就挺好。反正你這雜志也不是給少男少女看的。(陳玉潔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