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某高校，4名工科研究生坐在一間實驗室里，他們來自兩個年級的兩個專業，在兩個半小時的訪談中，他們多次向記者抱怨：“這個研究生念得真沒意思，讀得太失敗了。”

　　讓他們如此痛苦和無奈的是“沒有碰上一個好導師”。在一年半甚至更長的時間里，其中的3人都在給被自己稱為“老板”的導師做著與專業沒有關系的項目。

　　今年6月即將畢業的張勤一提起導師，情緒就很激動，說著說著他猛地一拍大腿：“往事不堪回首，很郁悶很壓抑，我都擔心自己的心理被扭曲了。”因此他一再對自己強調，“千萬不能變態”。

　　此時正是2月22日下午6時多，屋外寒風凜冽，在這間窄小而凌亂的實驗室里，張勤悶悶不樂：“導師讓我心寒。”

　　研究生做著高中生就能應付的“體力活”專業？等畢業后重新學吧

　　2003年9月入學的王克，研究生學習已經過半，他告訴記者：“剩下的日子也只能在痛苦中熬過，再苦也就一年多。”盡管學的是熱門的應用技術專業，但王克認為自己未來的工作前景并不樂觀，至于專業，“等畢業后重新再學吧”。

　　2004年7月，王克參加了導師的一個龐大的項目。他的任務是把在全國挑選出來的7000多所中小學校的相關情況由文字轉化成一定的格式，然后錄入數據庫。“7000多個啊，當時腦袋全懵了，感覺要完成任務簡直是遙遙無期”。

　　查閱資料、掃描、校對，按格式錄入，這是本科學土木工程的王克的主要工作，他稱之為“體力活”。“高中水平的人就能應付下來，與專業毫無關系”。一連3天，王克掃描了3000多頁資料，眼睛花了，手也麻了。“剛開始，一天頂多能介紹完6所學校，現在最快也不到10所。”做了已經快半年的王克，完成的學校還不足200所。“每天幾乎是一起床就呆在實驗室，直到晚上睡覺，有時還要熬通宵。”盡管如此，王克的速度也無法快起來。但導師催得很緊，有時一周能接到他好幾個電話。

　　按導師的要求，到今年10月，王克必須完成規定的任務。200多天內，要完成從200所到7000多所的跨越，王克即使不吃不喝不睡覺，利用所有的時間，也很難完成。“我想至少也得完成四五千所吧。”憨厚的王克擔心，“沒法向老板交差”。

　　記者問：“為什么不向導師說明一下實際困難？也許他不會讓你干這么多。”王克苦笑了一聲：“沒用的，說不定還會讓導師覺得你沒有能力而看不起你。”

　　記者又問：“做這個項目有收獲嗎？”王克回答：“除了熟悉了這些學校的情況外，專業上一無所獲。”

　　給導師打工月薪只有400元，連民工都不如

　　在這間實驗室里，除了兩臺電腦之外，還鋪有一張床，工作得太晚又太累的時候，趙文就睡在這里，以至一段時間里，他對自己幾百米外的宿舍竟然都有點陌生了。和王克一樣，他也在給自己的導師做著“沒什么技術含量的活”，所不同的是，他已熬了兩年多，6月就能畢業了。

　　趙文現在很累，一邊給導師做項目，一邊還得擠時間做畢業論文。去年論文開題時，因為對題目提不起一點興趣，他找到導師想換題，導師漫不經心地說：“我手里只有這個項目，你不想做這個論文，那去找其他的導師吧。”

　　如今，導師想讓他直接讀博士，好繼續做這個未完成的項目，但趙文已想得很明白：“我必須跳出這個火坑了。”

　　沒什么休息日，有時還睡不好覺，但作為“老板”的導師一個月只給趙文400元。在“導師”面前，他覺得自己連民工都不如。

　　對于導師的苛刻，趙文以前心理一直很不平衡。但現在，他發現“好像大多數導師都一個樣”。兩年多來，趙文接觸了校內外不少理工科專業的研究生，大都覺得讀研很郁悶，能做自己感興趣又與專業一致的項目的研究生，太少。

　　錢銳是中國科學院的研究生，他所在的研究所提倡將論文方向與項目結合起來。“如果結合不起來的話，就只能大部分時間做項目，另找時間做自己的東西。”錢銳說，“項目如果和專業一致，而且技術含量比較高的話，多參加項目還是有好處的，否則就是純粹地給老板打工。”

　　研三的錢銳入學時就參加了導師的3個項目，但他的運氣不好，這些項目都已接近尾聲，而導師又沒有其他的項目。所以，這幾年來，錢銳對項目的主要“貢獻”就是“后續的維護工作，很瑣碎，收獲不大”。

　　項目是維系師生關系的惟一紐帶？

　　2004年2月，上海交大計算機系一位66歲的博導遭到9名研究生的“罷黜”，原因在于這9名研究生認為，導師讓他們長期為他的公司做項目，而疏于對他們的學業進行指導，使得他們無法進行真正的研究。導師最終被更換。“我特別能夠理解他們，如果讀研的主要任務就是給老板干活，讀研還有什么意義呢？”研究生張勤說，他非常渴望能夠改變目前這種導師“壓榨”學生的狀況，“不然，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就真的完了。”在他眼里，導師和學生應該是平等的，“但由于導師能夠決定你能不能畢業，我們有苦也不能訴”。

　　張勤曾試著將導師的情況向系主任說過一次，但沒有一點用。“系主任肯定不愿得罪導師。”對于這個舉動，張勤現在想起來有點后怕，“好在導師不知道我在告他的狀，不然我的日子會更糟”。

　　任東是首都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在該校2003～2004年度的研究生科研獎勵評選活動中，他的一位學生榮獲一等獎，任教授因此獲得優秀導師獎。

　　和幾乎所有的導師一樣，他目前承擔的一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的課題也需要研究生的參加，他告訴記者：“我的課題和學生的研究方向是一致的。”他還經常帶著自己的研究生參加一些大型的學術會議，并且讓學生在學術會議上宣讀自己的論文。學生外出開會都是坐飛機，費用都從他的科研經費里出。他還和學生不定期地舉行學術沙龍，每次交流之后，任教授都會及時在電腦上記錄下每個學生的情況，以便下一次能有針對性地指導。他獎勵學生發表論文，獎金從1000元到1萬元不等。

　　任教授說：“我希望在我的周圍能形成一個古生物的學術研究圈。”

　　對任東這樣的導師，趙文很向往。但他很失望地發現：項目，幾乎成了維系自己和導師之間關系的惟一紐帶。和導師一起，談得最多的就是項目的進展。他的一位已經畢業的師兄在項目完成后，導師幾個月內都沒和他聯系過。“導師讓我對老師曾經有的親切感和尊敬消失了，我只希望他能對我好一點，公平一點。”趙文說。

　　改變研究生對導師的人身依附導師應有所顧忌

　　華東師大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許紀霖教授是上個世紀80年代畢業的研究生，在他的印象中，理工科研究生稱導師為老板的現象當時就有了，但是不普遍。“1992年，中國進入市場化以后，老板成為一種尊稱，不再有貶義，學生稱導師為老板就開始普遍化了。”許紀霖說。

　　對這種稱呼，很多導師欣然接受。稱導師為老板，這是不是研究生和導師之間關系的異化呢？許紀霖說：“這種稱呼背后其實包含某種無奈。”

　　在他看來，導師和研究生之間確實存在一種雇用與被雇用、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更可怕的是，“研究生除了自己的勞動力，連在學期間的自由也被賣掉了”。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許紀霖認為，關鍵在于改變研究生與導師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作為弱勢的學生，永遠在被選擇而沒有選擇權。”為什么學生不敢向系里和學校反映那些問題？“就是因為有這種人身依附關系，如果改變這種關系，導師也就會有所顧忌。”

　　如何改變呢？許紀霖認為，要改變研究生一入校就被分配給某個導師帶的做法，賦予學生理性選擇導師的機會。“在一年或一年半的基礎學習階段，研究生應該屬于整個學科而不是某個導師，在寫論文的時候，才開始跟導師。”

　　對于學生幫導師打工之事，“關鍵問題在于學生干的是什么樣的活，如果與研究方向有關，也沒什么可說的，因為能提高自己的科研和創新能力。”任東教授說，“如果是完全和研究生的研究方向無關的課題，對于生活困難的學生來說，在節假日幫導師干一干，賺點錢來維持生活，也無可非議。”但任東強調，“大量占用學生的時間來干和研究方向無關的事，那只能導致學生對導師的敢怒不敢言，導致師生關系的緊張和異化。”

　　因此，他也主張實行雙向選擇。“研究生一年級不要分導師，讓他們充分地了解導師的情況。那些經常利用學生當廉價勞動力的老師，在學生中的口碑肯定不好。研究水平和人品都不好的老師，在雙向選擇中就會被淘汰；同樣，如果學生一入校就混日子，也會被淘汰。(李斌李福蘭)

　　(為保護學生，接受采訪的4位研究生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