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FBI的黑衣人

　　一個神秘的電話讓正在美國交流學習的中國公民楊銘嚇了一跳。

　　“我們來自FBI，你是楊銘女士吧”——電話那一邊清晰地報出了她的名字，盡管語調彬彬有禮，但透出一種說不出的味道。對方要求同她進行一次有關“國家安全”的、面對面的談話。

　　楊銘大吃一驚，她的移動電話是剛到美國時用朋友的信用卡登記的，她只是一個文科類的短期進修生，她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跟美國的國家安全扯上了關系。

　　約定的時間，約定的地點，兩個黑衣人就這么出現了。黑衣人看起來很友善，其中一人能說中文。他們一再保證不會影響她的生活。為使她安心，他們還告訴她：“我們和你們學校的許多中國留學生談過。”

　　這次“例行談話”看起來漫無目的，直到楊銘準備起身告辭前，一名探員才仿佛不經意地問起她對臺灣的看法。

　　那一刻，楊銘豁然明白了———她竟然成了被FBI懷疑的對象。而不久前，她因為一次學術交流的機會曾去過臺灣。

　　這讓楊銘不經意間想起了飽受質疑的《考克斯報告》：美國眾議員考克斯把所有到美國求學的中國學生都歸為已經或潛在的間諜。

　　“9·11”以后，美國情報機構加大了對“重點國家”的監控。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人，同樣是被重點盯防的對象。FBI探員布賴恩未掩飾這一點，他告訴楊銘，中東人和中國人是他們訪談最多的對象。“華盛頓總部會不定期傳來‘訪談名單’，我們從中選擇感興趣的中國人。”

　　楊銘就是這樣被選中的。

　　有針對性的反間諜“敏感”

　　最新的民調顯示，75%的美國人對華裔和中國留學生有較正面的評價———為人友善，學習工作勤奮，從事高新技術行業，值得尊重。

　　美國的許多掌權者卻不這么看。“未來十年內，中國將成為給美國制造最大間諜威脅的國家。”2003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羅伯特·米勒向國會如此評價來自中國的間諜威脅。

　　3年前，美國反間諜研究中心把中國列為在美進行商業間諜最頻繁的國家，FBI估計有3000多家在美國的中國公司“以做生意為幌子”偷竊軍事、商業和技術情報。

　　這大略也是美國鷹派的共識。他們相信，冷戰后在美國的外國間諜沒有減少，反倒增多了，首要的就是來自中國。

　　受此影響，美國個別民間人士的論斷就不奇怪了。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華裔女主播宗毓華就曾公開在電視節目中說：“每天都有滿滿好幾架飛機的中國人合法進入美國，對于中國政府而言，其中一些也許會成為未來的間諜……他們潛伏在美國就像沉在海底的魚一樣，到了一定的時候，就會浮出水面。”

　　盡管這種不負責任的言論在遭到社會強烈譴責后被修正，但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卻已造成。越來越多的右翼開始以國家安全之名，妖魔化中國。

　　2005年1月17日，一個名叫貝爾蘭特的墨西哥男子打電話給美國加州警方，稱有4名中國人在他的協助下偷渡到美國，計劃對波士頓發動一次“放射性襲擊”。

　　這個事后被證明為“惡作劇”的電話，美情報部門當時卻如獲至寶。他們迅速發出警報，追捕海報鋪天蓋地貼滿了波士頓的大街小巷；全副武裝的特工人員在交通要道盤查過往行人，尤其是亞洲人；電視臺報紙連篇累牘地追蹤“臟彈”的新聞……

　　然而一周后，這次高調行動突然偃旗息鼓。FBI道歉說，這只是一個未經證實的“假情報”。嫌疑人之一早在去年11月就因為非法入境而被羈押。

　　沒有人給出解釋，只需輸入姓名，幾秒鐘就可以查到該人的狀況，為何情報部門不惜大動干戈，煞有介事地在百萬人中來一次耗資不菲的“大搜尋”？很顯然，如此低級的錯誤只能有其他解讀。

　　懷璧之罪何其委屈

　　“中國不被控制的強大，對未來的美國可能是致命的。”一個法學院學生認真地對她的中國同學說。

　　在剛剛開始的美國第109屆議會情報小組聽證會上，前CIA主席表示，“中國是一個核大國，擁有強大、迅速現代化的軍隊，這兩點就足以引起重視。在把更多的注意力和軍事力量投向中東的同時，我們不能忽略也許在臺灣海峽需要面對中國。”

　　民間與官方在該問題上的“吻合”并非巧合，畢竟這就是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邏輯，是美國參與世界事務的原則。那個遙遠而古老的國度，有他們最難理解的文化，有大相徑庭的政治制度，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更經歷著他們難以置信的經濟增長，這樣的“紅色中國”當然會讓某些人感到恐慌。

　　這種恐慌在近些年已被擴大，尤以經濟領域為最。美國一些鷹派人士斷言，“中國人不可能有如此迅捷創造財富和發明技術的能力。”他們相信，“一些帶有敵意的國家正在悄悄偷取美國公司的科技和貿易秘密……這些間諜不在領事館里，而是隱藏在千千萬萬學生、商人中。”他們試圖讓美國公眾相信，中國對美國經濟和科技成果虎視眈眈。

　　事實上，美國已加強了對大學與高科技公司的監控。2004年5月，FBI在硅谷召開了第一次反商業間諜大會，號召高科技公司與政府合作，“挫敗外國政府和商業機構的間諜行為”。在這樣背景下，近些年連續出現華裔由于購買、出口高科技產品而被逮捕、審判的案例。

　　最有意思的恐怕要算聯想集團收購IBM個人PC業務的案例。一個你情我愿的商業交易，在崇尚自由市場的美國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阻力，很是匪夷所思。美國政府部門給出的理由是“中國人可能借此進行工業間諜活動、竊取技術轉做軍事用途”這讓不少計算機專家覺得莫名其妙，“天知道IBM低端PC有什么高科技可言？那是計算機本科生都能掌握的技術。”

　　對于中國的“威脅”，美國情報界甚至媒體，一派風聲鶴唳。一股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反華浪潮，似乎正在回流。毫無疑問，“國家安全”的背后，不僅僅是經濟利益紛爭，遏制“紅色中國”的政治意圖也同等重要。在某種意義上，正是這樣的環境最終造就了類似李文和、陳文英案等“中國情報恐慌”。

　　陰霾何時消失？

　　“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不愿在國家安全問題上表現的軟弱。”

　　曾在FBI舊金山分部從事20多年反間諜工作的理查德·史密斯向記者分析說。但通常情況下，間諜案總是被避免提交法庭，因為根據美國法律，證據一經提交法庭，就會成為公眾和媒體都能得到的公共信息，就要冒泄露國家機密的風險。所以，通常的處理方法是，開除嫌疑人，或者斷絕他接觸機密文件的機會。

　　然而，美國似乎對審判“中國間諜”興趣頗濃。于是，華裔的名聲也越來越多與“威脅美國安全”劃上了等號。不僅如此，華裔一旦成為犯罪嫌疑人，也常常無法得到公正的對待。

　　李文和的辯護律師布萊恩特·孫認為，FBI對陳文英和李文和案件的處理方式與政治因素分不開。李文和一案中，僅僅是《紐約時報》暗示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所研制的W88核彈頭可能失竊，并可能與一位華裔科學家有關，就導致李文和被捕，并引發了美國政界和公眾的恐慌。

　　“執法機構僅僅因為李文和的種族，就把調查的重點集中在他身上。這種做法極其不公正。”StuwardKwoh，一位公民權益律師、亞太法律中心的主席指出，長期以來，美國社會對亞裔美國人有根深蒂固的偏見和種族歧視。

　　黑人小伙斯蒂芬不諱言對華裔忠誠度的懷疑。他相信如果中美間爆發戰爭，所有美籍華人都會站在中國一方。“真可怕，世界上的中國人太多了。”

　　“你不要跟我講民主的美國社會沒有種族歧視。”一位屢屢被FBI和CIA造訪而影響正常生活的中國科學家沮喪地說，如果你是高鼻子藍眼睛的歐洲人，決不會有這樣的遭遇。

　　華裔女作家嚴歌苓在跟美國務院一名普通的外交官結婚前，被FBI“禮貌地”請去調查并測謊。外交官男朋友也沒能逃脫被美國務院辭退的命運，理由是外交官不能跟共產主義國家的公民結婚。

　　2000年，法官在宣判時曾向李文和鄭重道歉，指出美國政府最高決策者對李文和一案的處理方式“讓全體美國人都感受到恥辱”。但話猶在耳，陳文英卻遭受了同李文和如出一轍的待遇。

　　李文和事件后，從事高科技研究的中國留學生受到很大沖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一名從事生物分子研究的留學生回國探親，因FBI進行背景調查而被迫滯留國內13個月。一些美國大學的“敏感專業”，在那段時間也不招錄中國學生。

　　“在今天這樣的政治環境里，華裔尤其會被另眼相看。我們都應該對自己的合法權益保持警覺。”StuwardKwoh警告在美國生活的中國人。

　　為對抗“來自東方的威脅”，FBI大量增加反間諜領域人手。他們在華人報紙上大做廣告——“如果你有為國家服務的能力，為什么要為公司工作”，“你的努力會成為國家高層政策的一部分”，有些職位起薪高達9萬美元，積極勸說華裔加入組織。

　　盡管美國加強針對中國的反間諜措施，許多專家對中美關系大局仍抱樂觀態度。

　　克林頓政府國家安全顧問KennethLieberthal告訴記者，“對于情報收集，中美兩國政府都心照不宣，但這并不會影響兩國在其他領域，包括在情報領域的合作。美國政府越來越多需要在情報領域與中國加強合作，共享資源。”他認為，陳文英和李文和兩個事件是孤立的沒有聯系的，“并不代表一個大的趨勢”。

　　前FBI分析家理查德·史密斯則表示，“美國目前的最大目標還是來自中東的恐怖主義。中美的關系也不像美蘇關系那樣惡劣。中美政治經濟領域的合作，遠遠大于在情報方面的敵對。”

　　文章來源：《南方周末》 文/賈怡孫亞菲(發自洛杉磯、舊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