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社《中國經濟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樊綱自認他們這一代人的興趣所在，可能不在于諾貝爾經濟學獎，反倒是“中國問題”更有吸引力。對于像他這樣經歷過“文革”，下過鄉，30多歲才出國的人來說，中國問題已經成為了一種情結，一種誘惑，窮此一生也無止境。

　　中國政府的本輪宏觀調控，因為其時機選擇的恰到好處而防止了經濟的大起大落，受到了海內外的廣泛贊譽。而樊綱可謂是中國政府本輪宏觀調控的始作俑者。在回顧最初提出過熱預警，后來觀點被中國高層所采納、成為本輪宏觀調控依據的時候，樊綱說，政府的決策機制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不可能歸結為某個經濟學家的作用，至少不是直接結果。他認為，經濟學家應該遠離決策，方能保持其獨立性。經濟學界的任務就是，通過自己獨特的工作方式，為實踐家提供獨特的產品，即“前期分析”。

　　沉默時的樊綱，臉上有種清高的孤傲之氣。一旦言語，又總是掛著含蓄而謙和的微笑。所以世人眼中的樊綱，總是一副謙謙君子的做派。可是內斂的樊綱，卻時有驚人之語出世。難得的是，當他引發的話題演變成矛盾漩渦的中心時，他總能夠超脫出來，做著優雅的旁觀。

　　有幸成為樊綱第一個學生的張曉晶(現任社科院經濟所資本室副主任)說，樊綱總是能夠敏銳地發現問題，預見未來，他的許多觀點歷久而不衰。由于其思想的超前性，有時其觀點不見得被當時人所接受，引起爭論也在所難免。所以，謙和的樊綱被有些人稱為“驚世駭俗的黑馬”。

　　最近的事件發生在2003年，SARS剛剛結束不久，在中國整個經濟增長率還很低的情況下，樊綱根據當時投資增長率持續加速的趨勢，最先明確提出要防止經濟過熱趨勢的觀點。6月29日，樊綱發表《當前宏觀經濟的主要問題仍是“謹防過熱”》一文，稱“非典并不會改變今年一季度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過快的基本趨勢，因此當前特別應該重視的宏觀經濟政策問題仍然是如何防止投資過熱的苗頭。”

　　2003年第一季度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率是31.6%；而到6月底投資增長率已升至32.8%。樊綱認為，SARS過后這種趨勢還會持續下去，因為“市場上投資者的樂觀情緒已經產生，投資的高漲隨之而來，已從根本上扭轉了過去幾年投資不足、總需求不足的局面。但由此也產生了過熱的苗頭，如果不及時加以抑制，就可能發生真正意義上的過熱。”而且“生產資料瓶頸”的出現和價格的上漲，也是導致經濟出現過熱苗頭的判斷依據。

　　一石激起千層浪，此后，海內外經濟學界圍繞“過熱”問題展開了一場大辯論。有人強調中國目前處于新的增長階段，局部增長快，不是過熱；有人認為，說中國過熱為時尚早；還有人說中國抗寒能力差，但抗熱能力較強，熱一點沒關系等等。也有像吳敬璉、林毅夫、張卓元等支持“過熱”觀點的。

　　爭論持續蔓延到2004年3月中國“兩會”期間。在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參加政協的小組討論會時，經濟學家們的交鋒達到高潮。據社科院經濟所所長劉樹成的分析綜合，當時大大小小的觀點有10種之多。

　　直到2004年4月，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解決經濟生活中的突出問題，強調繼續加強宏觀調控，控制投資過快增長。中國政府的決策思路明晰化，并隨之出臺了一系列行政與市場的宏觀調控手段，這場爭論才最終塵埃落定。

　　而由樊綱引發的爭論還可以舉出很多：1993年，樊綱在《求解命運的方程》關于人生觀的論述，遭到著名作家梁曉聲的批評，并引發關于“經濟學家的道德”的大討論；在“新經濟”一說最熱的時候，樊綱明確指出只有新技術、新產業，卻沒有什么“新經濟“，一切經濟規律仍然存在，泡沫總會破掉(《新經濟批判》，2001)，他因此背上扼殺“新經濟”的惡名，遭到了一些網絡經濟支持者的批判，被認為是保守、落后的一代。在這些爭論中，樊綱的學者風度有目共睹。作為問題的最先提出者，樊綱在面對種種質疑時大多一笑置之，即使在回應時也大多從學術角度去商榷。而且當話題成為眾人討論的焦點時，這位始作俑者往往會逐漸淡出爭論。張曉晶說：“樊綱老師總是這樣，當大家爭論起來的時候，他就不說了。遠離是非，遠離炒作，是樊綱的處事原則。”

　　樊綱觀點的鮮明與學術上的大膽創新，與其溫文而雅的性格反差極大。樊綱自己有時也奇怪，像他那樣的家庭，怎么會走出他這樣有點“野心”和出格的人。

　　樊綱出身于書香門第的殷實之家。祖父是一位國畫家，大伯父和兩位姑姑也是畫家。他的父母都是解放前教會大學畢業的建筑師。他從小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浸潤在琴棋書畫的氛圍中，雖然沒有因此而走上藝術之路，但是也熏陶出他憂郁而傷感的氣質。

　　童年時期，他就喜歡祖父中國畫中那種“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意境。成人后，他喜歡聽憂郁的鄉村音樂，喜歡獨自一人去旅游。他自稱最喜歡的照片是他20歲時與朋友一起游十三陵，在幾個沒有修復的“破陵”前拍下的。背景是斷壁枯枝，照片中的他一臉憂郁。

　　樊綱說，“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就記住了父母、親屬以至保姆都講過的一句話，叫做‘夾起尾巴做人’"。由于右派家庭在政治上的弱勢地位，以及知識分子與世無爭的性格，父母總是教育他，在社會上不要出風頭，不要逞強，不要冒尖。這些決定了他日后對政治的疏離態度。

　　如果不是“文革”時被迫中斷學業、上山下鄉，也許不會有今天的樊綱。逆境中的生存與考驗，激發起樊綱內心的斗志。樊綱說，他的“野心”“一是生活逼的，二是讀書讀的。”因為在下鄉時有一種強烈的改變生活現狀的愿望；而他人生志向的形成是在兵團時代讀雜書、史書的結果，因為史書中從頭到尾都是英雄、偉人、“大家”的故事。

　　從1968年下鄉到1977年考入河北大學；從北京無憂無慮的孩子，到東北的兵團戰士，再到河北的農民，樊綱的人生在繞了一個大大的圈子后，重新回歸一個書香門第的軌跡。

　　經歷過人生的重大波折，穿越過天堂地獄之間的隧道，樊綱在保留著父母氣質的同時，更增添了一份激進與大膽——保持一個學者的獨立，直言不諱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就像張曉晶所說的，樊綱有時也會激烈地參與辯論，堅持己見，但那大多是在被稱為“內部人”的會議上。

　　已過不惑之年的樊綱，更加欣賞林語堂的生活和境界。他說自己最推崇的一句話是中國古代先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

　　樊綱一直有一種自覺意識，要建立經濟學的獨立人格。因此，他在理論研究上與官方一直有一定的距離。盡管他并不反對搞對策研究，甚至也是政府的“智囊”，但他的政策主張能夠與其理論原則保持一致。他之所以建立國民經濟研究所這樣一個民營“思想庫”(think tank)，也是在實踐他與官方保持距離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