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1日電 今天的中國國防報刊登文章，介紹了與“毒魔”較量的漂亮女上校崔玉玲的事跡，她是南京軍區裝備部某防化技術大隊防化技術室主任兼高級工程師，也是目前全軍唯一的一名防化技術室女主任。

　　崔玉玲出生于天津一個干部家庭，聰明美麗，開朗灑脫，上學時一直是同學眼里品學兼優的“校花”。1979年高中畢業時，她的高考分數超過了重點大學錄取分數線，可從小就向往軍營的她卻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軍事院校———北京防化學院。

　　崔玉玲的工作就是降“毒魔”。所以，從處置侵華日軍遺棄化學武器到保障上海APEC會議，都有她的份兒。報道還提到了有關崔玉玲的幾件事情：

　　近年來，華東地區在建設施工中不斷發現侵華日軍遺棄下來的化學武器。每次，她都和同事們冒著高毒、高爆的危險，與遺棄化學武器“零距離”接觸。從挖掘、鑒別、包裝、銷毀到環境跟蹤監測、采樣分析等，全過程在一線進行技術保障，處置了大量化學毒劑、毒劑炮彈和有毒污染物。其間她所積累的大量翔實的數據資料在后來竟起了大作用。

　　一次，在對南京某地挖掘的遺棄化學武器進行鑒定時，崔玉玲發現一枚毒煙筒的引信上刻著“昭和十五年”的字樣，便特意將這枚毒煙筒保留了下來，并加班加點做出詳細圖譜。接著，她和同事們一起走訪了當地村民，找到了當年親眼目睹侵華日軍埋藏化學武器的目擊證人。

　　在中國人民的極力要求和國際社會同聲譴責下，日方只好派人到中國處理遺棄化學武器問題。談判剛開始時，日方代表拒不認賬，還振振有詞地責問中方談判代表：“憑什么斷定是日軍遺留下來的化學武器？”中方代表憤然而起，義正詞嚴地指出：第一，化學炮彈上刻有“昭和十五年”字樣；第二，分析打印出來的遺棄化學武器圖譜與你們日軍化學武器圖譜完全吻合；第三，我們找到了當時目睹日軍埋藏毒劑彈的見證人。在這些無可爭議的證據面前，日方代表不得不低下了頭。

　　崔玉玲所進行的很多實驗和保障工作都是在高溫、高毒、高爆的背景下完成的。特別是有些化學藥劑對皮膚有刺激和傷害，這對愛美的她來說有些殘酷。要說不在意，那不是心里話，不過她的態度是：只要世界上還存在化學武器，我們就要作好防化的準備。

　　2003年夏天，她帶著幾名技術員在偏遠的野戰部隊進行化學試劑的攻關。那里的條件相當艱苦，連女廁所都沒有，洗澡更是困難。她在那里也顧不了那么多了，和男同志一樣戴著防毒面具、穿著防護服，“全副武裝”地冒著高溫進行試驗，往往一干就是半天，每次脫下防護服時，毫不夸張地說里面都能倒出幾斤汗水。大家開玩笑地把做試驗比作“洗桑拿”。

　　穿過這種防護服的人都會深有體會：壓抑、胸悶、渾身不舒服，而且時間越長越難受。她像這樣“全副武裝”連續作業最長一次達8個小時。到后來她每次只要一拎起防護服，心里就發憷。可是憷歸憷，試驗要做，防護服還是照穿不誤。

　　崔玉玲的丈夫龐慶華便是她在北京防化學院上學時認識的。龐慶華當時是她的教員。崔玉玲經常要下部隊調研保障，或到外地做試驗、進行學術交流。為了支持她的工作，那一年龐慶華轉業時，毅然從北京調到了南京。同事們開玩笑地說他們“前面是妻子嫁給了丈夫，后面是丈夫嫁給了妻子”。(盧衛東、張永紅、劉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