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執教19年，為官19年，從教授到副省長，再從副省長回到教授，巧合的人生為李達昌勾勒出了一條“完整”的人生拋物線。但他最終未能如愿完美謝幕

　　執教19年，為官19年，巧合的人生為李達昌勾勒出了一條幾近“完整”的人生拋物線 從教授到副省長，再從副省長回到教授，人們一度為他淡泊名利，能上能下的氣度所折服。

　　而1月17日，一則來自四川省十屆人大常委會的消息稱，經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同意，省十屆人大代表、原四川省副省長李達昌已被四川省人民檢察院逮捕。經本刊證實，1月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開始對李達昌以涉嫌濫用職權罪進行立案偵查。1月14日左右，四川省檢察院受最高人民檢察院委托，并報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同意，對李達昌采取了刑事拘留、逮捕的強制措施。

　　這是2005年中國涉案的第一位省部級高官，這也是一位學者不光彩的一頁。

　　“換一種方式為人民服務”

　　“千年的衙門流水的官。如果迄今為止還沒有(從領導崗位返回教師)這種先例，那么今天就看我的行動吧。”四川省副省長李達昌在省人代會上情緒激動地說完這番話的時候，臺下的掌聲經久不息，時間是2003年1月21日。

　　據在場者回憶，李說完這番話之后長舒了一口氣，“看來，他終于如愿以償。”

　　1月24日，四川省人代會閉幕第二天，《四川日報》刊發了李達昌的署名文章《換一種方式為人民服務》。文章中，李一再強調，“從副省長的崗位退下來，的確不值得大驚小怪。”

　　“現在看來，李當時的一系列行為顯然是經過了精心準備的。”一些當年參加省人代會，曾為李達昌鼓掌的代表們告訴記者，“在看到《四川日報》上李達昌的署名文章后，感覺怪怪的，大家都沒有想到他會在報紙上這么做。”

　　一本出自李達昌本人之手的自傳 《感念人生》描述了李當時的復雜心情。文章這樣寫道：那是四川省人代會召開前夕的一天早上，我面臨著人生的又一次轉折，也是最后一次轉折。心情非常激動，久久難以平靜，就提筆寫了這篇文章。寫好后，托一個相熟的記者送到《四川日報》，編輯部考慮到“兩會”期間，不宜發表。一直等到1月24日，人代會閉幕之后，才刊出，當時我已經卸任了。

　　李達昌有準備的卸任，如今看來更值得人們回味。而在當時，這個李自稱是“純屬個人行為”的舉動，引起了國內媒體的廣泛關注，他本人也因此名氣大噪。

　　他差不多成就了一個突破“官本位”的典范，一本極具道德感召力的活教材。如果沒有最近發生的這一幕，這將是一個完美的謝幕。

　　從一介書生到公選省長

　　“我是一介書生。書生者，讀書人也。”這些年來，在各種場合李達昌都反復強調自己的學者身份。這使得在他周圍的人都始終相信，站在三尺講臺，才是李最心儀的歸宿。

　　翻開簡歷，從一介書生到公選省長，李的仕途可謂順風順水。

　　1943年李出生于四川巴縣。父親是位銀行小職員，一生郁郁不得志，“三反運動”中曾因“貪污罪”蒙羞。

　　“文革”后，作為國內第一批研究生，李自稱“黃埔一期”，資歷得天獨厚。1981年畢業獲經濟學碩士學位，回到西南財大任教。第二年升任講師，第三年任政治經濟學系副主任。

　　1984年，改革大潮把他推向政治舞臺，調任德陽市副市長，成為當時少有的“學者型官員”。

　　三年之后，他被調入四川省計經委擔任副主任一職。

　　這一調動令李當時頗感失落。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我預感到再一個決定自己命運的日子又要來了。滿以為是到省財政廳，結果是到省計經委，把我搞“蒙”了。

　　差不多失落了一年，1987年7月，李達昌終于如愿以償地調入省財政廳。隨后任廳長、黨組書記，掌控一省財權。

　　在財政廳長任上一干9年，讓李積累了極好的人脈，這在今后為其成功當選副省長鋪平了道路。

　　1996年2月9日，李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在四川省八屆四次會議閉幕會上，我出人意料的以829票贊成、40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票，當選為四川省副省長。那一天對我來說，是個終身難忘的日子。

　　經本刊記者證實，四川省八屆人大四次會議因為蕭秧辭去省長而改選省長、副省長。當時的省長候選人是宋寶瑞，被提名的副省長有兩人，但并無李達昌。在人大代表醞釀候選人時，有代表團突然聯署推選當時的省財政廳長李達昌作為副省長候選人。

　　選舉后，李達昌成為“民選省長”，一夜間成為該省的政治明星。

　　如今，提起李達昌被采取強制措施一事，他的一些舊識仍極感意外。原西南財經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王永錫教授這樣回憶，“達昌在讀書時，我教了他3年2門課程，他年齡最小，學習最用功，成績也最好。說實話，他學養不錯，理論扎實，教書育人，不像個貪官。”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李被檢察機關逮捕后，當地媒體發消息稱其是貪官，有官員聽到后，斥其報道不負責任。

　　事發中川國際

　　據本刊了解，檢方認定李達昌涉嫌濫用職權的犯罪事實是：1997年1月左右，財政部撥了1億元的專款給中國進出口銀行，由中國進出口銀行向中國四川國際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中川國際)提供了5年期1000萬美元的專項貸款。財政部明確要求，這筆資金應用于解決烏干達歐文電站賠償風險準備金。這筆錢到中川國際賬上后，李達昌利用手中職權，多次批準挪用，并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對李達昌案件更為具體的情況，四川省人大、紀委和檢察院的人士稱相關事項“正在調查中”。

　　中國四川國際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川國際”或“ST中川”)，是1980年經國務院批準成立的全國首家省級綜合性外經企業，總部在四川成都。1993年，該公司實行股份制改造后，于1994年4月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主要業務涉足國際工程承包、國際勞務合作、境外實業、工程監理、房地產開發、國際航空服務、電力設備生產等領域。1995年，該公司進入鼎盛時期，在全球500家最大承包商中排在第141位。

　　1996年，中川國際承建的單項投資高達7000萬美元、歷時長達4年的烏干達歐文電站被業主終止雇用。1997年4月3日，烏干達最高法院就此作出終審判決，中川國際公司向烏干達有關公司賠償123萬美元，加上12%的年息和法庭費用，最終賠償約230萬美元(不含律師費用)。中川國際當年虧損額高達8300多萬元，每股收益為-0.76元。

　　經過艱苦努力，到2003年，中川國際與烏干達電力局就歐文電站的項目糾紛簽署諒解備忘錄，達成雙方在合作一個新項目前提下互不索賠的實質性進展；但受此事件影響，中川國際在國際市場的信譽受到嚴重沖擊，很長時間無新項目。

　　該公司在2002年和2003年連續兩年巨虧，2004年上半年公司股票每股凈資產降為-0.33元、股東權益變成了-5417.82萬元。2004年中川國際又爆出前總經理鄭安卡早前違規轉讓中川公司國有股份5600萬股并索賄22萬元遭判重刑事件。當時有國內媒體報道中川國際跌入重組陷阱，并陷入高達4.2億元違規擔保和關聯占款。

　　去年4月27日，中川國際被ST處理。

　　四川政界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四川有關部門認為，正是李達昌違規挪用了中川國際專項資金，才點燃了該公司的系列危機。

　　四川省檢察院的一位工作人員向本刊透露，現在可以認定的是，李達昌利用手中職權挪用專款的時間應該是在1997年至2001年之間。隨后，李便萌生了退意，從2001年開始，李先后三次向中央、四川省政府打報告請辭副省長一職。

　　記者從另一個渠道得知，真正牽出李達昌的未必僅是中川國際的案子。李在2001年決定退出政壇的時候，已經將自己在中川國際這邊的問題“抹平”了。他原本以為可以全身而退，卻沒有想到黑幕從另一面被揭開了，牽出他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校友，原成都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高勇。2004年10月，高因涉嫌巨額受賄被四川檢方批準逮捕，隨后在調查高勇受賄案時，檢方發現高勇涉嫌在深圳洗錢達數百萬元之巨。

　　四川省檢察院對該案相當重視，調集精兵強將組成專案組專攻高勇案。專案組在調查這些資金的流向時，發現高利用深圳多家公司作為中轉，其間還發生不止一次的轉移，最后錢最終流回四川的相關賬戶，牽出了李達昌。

　　至今本刊掌握的信息尚無法清晰地看到李高二人之間的確切關系及完整的證據鏈條。從他們的簡歷也僅能看出一些端倪。這二人皆是為學、為官兩不誤。據公開的資料顯示，高勇有博士學位和律師、注冊會計師證書，還是教授級研究員，任西南財經大學和四川大學兼職教授。李在從政的19年里也始終保持著政府官員與教師、學者的雙重角色，1992年在擔任財政廳長的時候被西南財經大學評為正教授。

　　1987年，高從西南財經大學經濟系本科畢業，被分配至四川省計經委，這一年李達昌也在那里。

　　1997年至2001年，高勇有一年半的時間在證監會成都證管辦任黨委副書記、副主任。隨后，調任證監會貴陽特派辦任黨委書記、主任。

　　專款流向至今成謎

　　李達昌涉嫌非法挪用財政專款的金額及去向至今尚無一個明確的答案。但在熟識李的人中間，卻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李和其在臺灣的堂叔在印尼共同開辦了一家公司。

　　經證實，李達昌確系臺屬。在他的回憶錄里記述著，叔爺李肇坤一家人至今仍在臺灣居住。1996年，經人介紹，李認了這門同宗同族的嫡親。之后，叔公一家就往成都跑得勤了，在附近投資了一家米粉廠，還在市內買了一套住宅。

　　據李的回憶錄稱，2002年10月，李達昌赴臺探親、訪問，一家人甚為親密。從臺灣回來之后，李帶隊四川企業參加東盟博覽會，原本行程中并未安排印尼之行，但李在會后卻只身獨赴印尼。

　　而這一回東南亞之行也成了李在任期間的最后一次出國訪問。幾天之后，李從副省長的位子上回到講臺，并在省人代會上對臺下人說，“我要從終點回到起點。”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王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