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精、借卵甚至借腹生子，曾經是個時髦的話題。一定程度上說，這些“代孕”技術解決了部分不孕不育者的煩惱，但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法律、道德、倫理等問題。鑒于此，“代孕技術”在2001年被國家衛生部禁止。然而，日前，記者在調查中發現，明令禁止的“代孕公司”又在浙江寧波悄悄出現(1月21日《都市快報》)。

　　“代孕公司”的重新出現，說明“代孕”這一頗有爭議的技術仍然對一部分人產生著吸引力，特別是在民間具有一定的市場需求。但是，這些名義上的“代孕公司”從事的活動是一種違法行為，是對傳統道德秩序的一種顛覆，很容易引發諸多社會矛盾。

　　“代孕公司”所從事的活動，在道德上反映出主體對社會的不負責任。實施“代孕”，僅僅只考慮了不孕一方的感受，對代孕一方與呱呱墜地的小生命呢？對孩子而言，將一生難以述清自己的出生之謎。人人都有確知自己出于何處的權利，這是人尊嚴的重要組成部分。“代孕”卻剝奪了人的這種權利。

　　“代孕”易于使社會關系復雜化。夫妻二人、代孕女性、小孩三方之間所形成的社會關系，包括金錢財產關系、人身親屬關系等，都會隨著“代孕”的實施變得糾纏不清。如果代孕母親不忍心放棄自己的孩子，引發婚外情、家庭糾紛，甚至惡性案件的可能性都很大。原本美滿的家庭可能因此支離破碎，而最大的受害者是無辜的孩子。

　　“代孕”問題同樣引發了我們對親權的思考。父母與子女都是獨立的個體，他們之間的親權完全是建立在親情的基礎之上的。養子女被收養后與本生父母脫離了親權關系，而與養父母建立親權關系即說明了法律上的這一考量。

　　筆者認為，收養制度完全可以解決“要孩子”的問題，并且可以避免由于代孕生子法律真空而產生的諸多不穩定性。

　　“代孕”在使許多將失去養育孩子機會的夫妻獲得做父母的希望的同時，它所引發的許多前所未有的，有關倫理道德、法律等問題，以及它給人們帶來的困惑，卻是難以回避的。對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濫用，將威脅人類的親子關系和夫妻關系，造成家庭結構的不穩定。我們應該深入思考的是，面對屢禁不止的“代孕”行為，我們在管理機制、管理方式和應對措施上如何體現應有的智慧。

　　【來源：國際在線；作者：婁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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