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城市化并不簡單地等于城市的攤子擴張，也不簡單地等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長；城市化，歸根到底是社會結構變遷的組成部分。它意味著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新的公共生活，新的人際關系及新的精神生態

　　現代化可能未必等于工業化，但一定會在相當大程度等于城市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李培林近日撰文指出，根據國際經驗和統計數據，目前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加速期——近幾年，城市化水平保持年均近2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全國的城市化率已從1993年的28%提高到2004年的42%以上；而城市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已超過70%。

　　實際上，每個人都能感受到城市化的進程。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在大興土木，城市不斷地向外拓展。

　　以北京為例，原來作為城區邊界的三環，現在已經成了城市的中心。四環開通沒幾年，就有了五環，現在正在向六環擴展。同時，大量農民涌入大小城市、城鎮，卷入城市的經濟活動中，而農村的經濟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農民工在城市的收益維持。

　　城市化加速一方面源于經濟結構內在的升級動力 城市為經濟活動所提供的效率和便利，是農村所無法比擬的。不過，根據李培林的觀點，近年來中國城市化加速，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那就是土地農轉非的利益驅動機制。

　　在農業用地和工業、商業用地之間，存在巨大的價差，一些地方政府在向農民征用土地的時候，借助權力壓低補償標準，回頭再以較高的價格轉讓給工業或房地產開發企業。不少地方政府通過大量征用和出售土地(或變相出售，如土地置換)獲取了巨額建設資金。近3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累計達9100多億元。一些市、縣、區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到財政收入的一半，有的作為預算外收入甚至超過同級同期的財政收入。也正因為此，出現了李培林所描述的現象：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

　　在城市郊區，有不少已經不再是農民的農民，他們無地可種，但并沒有真正融入城市的經濟社會網絡中。當然，沒有融入城市生活的還有另外一個更大的群體：農民工。

　　經驗證明，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新增加的城市人口大約為1500萬。過去二十多年來，大量農民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李培林提供的數據說，目前中國城鎮的常住總人口差不多已經達到了5.2億多。不過，在這些人口中，擁有城鎮戶口的市民人數，卻只有2.5億多。也就是說，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中，有一半多不被城市管理當局當作市民。

　　他們沒有被納入到城市的政治、社會管理體系中，也沒有被納入到城市的福利與公共品分配體系中。在政治權利、福利、文化生活、公共服務方面，他們的待遇與市民有極大差距。比如，很多農民工的子弟不能進入城市公立學校讀書，而農民工子弟學校卻又因為不符合辦學條件而被城市政府關閉。

　　中央政府屢次發布政策，要求各省市必須限期清理限制農民進城就業的歧視性政策，取消對企業使用農民工的行政審批、職業工種限制，不再干預企業自主合法使用農民工。全國總工會也明確提出各級工會組織應積極吸納農民工，以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各地已經做出一些努力消除戶籍歧視。許多省市都加快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如湖北、湖南都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取消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性質和由此衍生的其他戶口類型，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湖北也允許在城市有合法固定住所、進城務工3年以上、與用人單位簽訂2年以上勞動合同并辦理就業登記手續的農村勞動力，可以申請辦理戶口遷移手續，在城市落戶。

　　戶籍制度改革廢除了市民、農民的身份制，為進城農民的市民化創造了基本條件。但市民化無疑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目前政府所需要做的，是消除造成農民與城市、與市民隔閡的法律與政策壁壘，為農民學習成為市民創造制度環境。比如，城市政府應當改變征用土地的政策，退出一般商業性用地的征用過程，改由企業與農民直接談判，從而更準確地體現土地的價值，讓農民也能分享到城市化的好處，使其具有轉化為市民的經濟條件。另一方面，城市政府也需要考慮，如何將長住城市的農民融入到城市的公共生活中，比如，在打破城鄉戶籍分割之后，考慮給予進城農民以同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使他們能夠參與到城市的民主管理中，履行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總之，城市化并不簡單地等于城市的攤子擴張，也不簡單地等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長。城市化還有更深的內涵，城市化，歸根到底是社會結構變遷的組成部分。它意味著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新的公共生活，新的人際關系及新的精神生態。

　　城市屬于居住于其中的人。因此，城市的擴張只是市民化的前奏，而進城農民的市民化才是城市化的目標。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