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要不要考慮窮人？這是一個很幼稚的問題。最近，由于北京一個自稱“很富的人”的房地產商人公開地理直氣壯地宣稱“不考慮窮人”，媒體進行了一場比較熱烈的討論。

　　說實在的，在筆者看來，這是一個侮辱常人智力和道德水平的問題。不能因為一個人很富，他說的任何蠢話都應該受到重視。假如他說，“我就不講道德、不尊重婦女、不重視環境”乃至“我就隨地吐痰、飯前不洗手、便后不沖廁”，因為這些通通跟我“在商言商”、“利益最大化”的商業邏輯無關甚至相悖，難道媒體也要逐一地近及個人健康、社會穩定，遠及可持續性發展向他耐心解釋？媒體并不是他的免費小學或者幼兒園。

　　一些論者之所以著急，顯然是認為缺課的并非這位商人一個，而是一個很龐大的群體。在我看來，這還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在它的背后站著一連串問題，諸如效率要不要考慮公平、學術要不要考慮思想等等，都是近年來比較凸顯的重要問題。

　　朱學勤教授在總結2004年的傳統文化思潮時提到，“大陸中青年(人文)學者，受害于中學教育文理分科過早，……進入大學后繼續受害于高等教育，知識結構尚未及時矯正，已經開始發言”。其實，同樣的道理，理科生又何嘗不是如此？甚至文科生又何嘗不缺人文課？乃至全體社會成員，在某種程度上，都缺掉了幼兒園的啟蒙教育。

　　缺食和偏食，分別導致營養的供應不足和結構失調。缺課的中國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狂補人文課，導致文化熱甚囂塵上；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又狂補經濟課，于是經濟學又壓倒一切，不管什么專業，人人都在談“利益最大化”，生怕自己顯得落后。

　　作為一種矯枉過正，喊一些“金錢至上”的口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不能真的以為“過正”就是“正”本身了。一些過去無恥的言行，今天仍然無恥著，比如“不關心窮人”。不要說在福利發達的西歐和加拿大等國家，即使在最資本主義的美國，你很難設想一個人可以公然發出這樣的叫囂。

　　長期和富人打成一片的共和黨，也只敢說他們的政策更有利于社會進步，從長期看更有利于窮人，可以鼓勵他們努力致富。在最拜金主義的好萊塢，其實你很難聽到“票房第一”這樣的口號，稍微有點辦法的導演，都要搞點藝術和思想的東西來“從良”。像斯皮爾伯格這樣很有辦法的導演，就只好拍一部《辛德勒的名單》了。人們當然不會歧視只會掙錢的人，但也不會讓他無比自豪地到處嚷嚷。

　　在商界的富人俱樂部里，從事慈善(關心窮人)幾乎是僅次于“有錢”的一條鐵律。巨富如比爾·蓋茨，剛出道時沒有及時捐錢捐物，也頗遭人非議，直到后來他大手一揮成為世界上最大(至少出錢最多)的慈善家(主要救濟和他的日常生活或商業利益八竿子打不著的非洲等地艾滋病患者)，才穩住了相應的商界地位。

　　最新的消息是，真正“很富的人”李嘉誠先生又將78億港元劃給公益慈善基金，而且強調不會為其本人或家族成員帶來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利益。

　　有人贊賞這位“很富的人”的房地產商人的誠實，但是誠實并不能成為無恥的擋箭牌。在西方的人文教育中，自私、自大、貪婪、好色等等這些(我們不得不誠實地承認的)自然人性的東西，是被當做人類與生俱來的“罪”來對待的。承認和面對這些東西，是在承認和面對我們的軟弱和令人羞愧的一面，而不是什么令人自豪的發現。

　　上周我在紐約參加一個互聯網與媒體的討論會，隨后應邀到哥倫比亞大學與部分中國學生座談。在這兩個場合，我都提到了兩周前剛在紐約去世的蘇珊桑塔格。這位因為在9.11后和伊拉克戰爭中激烈批評布什政府和美國文化、在接受耶路撒冷文學獎時批評東道主以色列而為很多中國人知道的美國知識分子，并不是一位政治學者，甚至不是專業的時事評論家，更多的時候只是一位文藝批評家，而她自己最想要的身份是小說家。在寫了兩本歷史小說之后，她甚至發現，“如果關心歷史，你就不會太關心政治”。但是，這并不妨礙她對現實問題不平則鳴。在她這樣的知識分子看來，良心、人道、真相等等并不會因為專業的分工而消亡，而是所有知識分子乃至所有人的底線。

　　正如這位房地產商人將自己“定位為商人”一樣，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將自己“定位為學者(更不用說經濟學者了)”，公然為自己的犬儒行為自鳴得意，出現了李澤厚先生所說的“思想家淡出、學問家凸現”的現象。不用說這些學問家從來沒有放棄倡導某種思想，其實犬儒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思想，它影響著社會。這就是我說的站在“不考慮窮人”論背后的重要問題。

　　【來源：南方都市報 作者：長平、華杰、何三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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